我是在南方考察期间听到钱伟长先生逝世的噩耗的。然后，和全国政协的许多领导一起，匆匆赶到上海，参加了钱老庄重而简朴的告别仪式。
其实今年早些时候，我已从上海大学的老同事那里得知钱老身体状况欠佳的消息。还记得去年春，钱老的办公室转来了他的一封信，希望中国工程院能帮助《20世纪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的编撰，配合做些科学家的资料收集工作。久卧病榻的钱老还在关心这涉及千余位科学家史略的巨大编纂工作，让我们都感受到了他那颗为了科学事业依然火热的心。他在信中就提到已经住院很久，身体每况愈下。由此，我对钱老的身体状况也比以前多了一些牵挂。本以为钱老的身体经过精心的医护会好起来，我还期待着能去祝贺老校长的百年华诞。然而，7月30日钱老去世的噩耗还是让人觉得太突然，无法接受这个伤心的事实。
送别钱老那天，龙华殡仪馆的里里外外站满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许多是自发来自祖国各地的悼念者，让我再次感到钱老的高尚人格的感召力、高山仰止的大师风范和虔诚的爱国心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分量。钱老作为我的师长、领导、同事，其爱国、奉献、坚韧、创新的高尚品格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他的音容笑貌尚宛若眼前，往事历历在目。
和大家一样，我了解钱老也是从“三钱”开始的。1956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的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中，钱伟长和钱学森、钱三强这三位科学家因具有超前的战略眼光，被周总理赞誉为“中国的三钱”，从此成为当时年轻人的楷模。幸运的是，我与钱老有过共事、交往27个春秋的经历。和钱老的初次近距离交往，是在1983年初履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后他到各系科调研时，但不久我便出国工作。1984年秋，钱老赴丹麦哥本哈根出席世界力学大会，我开车去把他接到瑞典家中休息两天，白天我请他去我所在公司参观考察，晚上彻夜长谈，他热切地敦促我早点回国，希望我能协助他推进上海工业大学（1994年以后合并为上海大学）的教育改革和提高师资的科研水平。钱老深情地对我说：“国家和学校都需要你，我也需要你回去帮我一起管理学校。”我深感此话的分量，国家正在快速发展，教育科研岗位需要我。于是我尽快结束了在国外的研究工作，提前回国，回到我魂牵梦绕的大学校园。1986年我从国外回来后不久就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副校长，几个月以后又被任命为常务副校长。在协助钱老管理学校的那几年里，钱老和我经常为了学校建设的方方面面开展持续的调研和座谈交流工作。钱老总是十分关心与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等密切相关的事。从师资队伍的建设、高端人才的引进，到与大型企业对接、承接大型项目；从学校图书馆的建设、原版资料的选购，到实验室的仪器设备的配置；从教导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到鼓励教师学计算机、学英文，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从学校行政管理改革到育人环境和制度建设，钱老都密切关注。但钱老更加关注的是学校教育理念的更新，管理队伍的思想观念的进步。
钱老到了学校以后首先亲历而为的就是“拆除围墙，打开校门”。对外，钱老利用自己的影响，充分引入校外资源，包括从国外聘请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来校讲学、或做兼职教授，他们中有陈省身、田长霖、任之恭、戴振铎、李政道、杨振宁等。这些国际大师的到访与兼职不仅为闭塞的校园带来了最新科技信息、活跃了学校的学术氛围，更重要的是为大家传递了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促成上海大学逐渐具备现代大学先进的管理模式；对内，钱老是狠抓师资队伍建设，尤其重视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与引进，在当时人事、户口制度的改革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为了广揽既能搞教学又能搞科研的人才，钱老常常是不辞辛苦，亲自登门造访。在钱老到任后的短短几年间，学校就从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及多家科研院所引进了一批高水平人才，他们中有李三立、刘人怀、刘高联、蔡树棠、潘立宙、陈伯时、陈彬、张直明、周家宝、戴世强、傅克诚等，这些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在国内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像上海工业大学这样原先师资基础薄弱的地方大学，在短期内能从全国各地、尤其是从著名大学和科研院所引进一批高水平人才，对于较快地提升学科水平、浓厚研究氛围、创立学术新风有着显而易见的作用。
在钱伟长校长“自强不息”精神感召和“拆四堵墙”的思想指导下，上海工业大学及后来的上海大学师生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勇于站在高等教育改革的前沿，在改革的“热点”、“难点”问题上敢为天下先，推出了一系列“观念上超前，时间上领先”的改革举措，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当然，改革终不会一帆风顺的，尤其是那种“伤筋动骨”的改革。例如，在钱老的倡导下，上海工业大学于1985年秋一举打破传统的教学体制与管理模式，成功试行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在我担任副校长并主管教学工作的那几年间，一直在为贯彻与落实钱老的这一倡导做着艰苦的工作。钱老多次嘱咐我要真正让大学教育回归到育人的本源上，即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只起到引导作用，在“教与学”的这对矛盾中，“学”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释放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教师要把课堂时间和主角地位让给学生。同时，学校把时间更多地留给教师做科研，提高自身的创造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吸引、带动学生学习，提升育人水平。他还十分强调引导学生关注社会需求，把自己的学习成长与国家发展、民族利益相结合。在改革开放之初能将这些观念付诸实践，的确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一股新风，促使大家思考，探索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规律，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在此期间我一遍遍聆听钱老的教诲，更加深切体会到钱老作为教育家，始终关注接班人的培养，始终把学生成才放在学校工作的中心位置，在钱老的内心世界，学生是他的最爱，祖国赋予他的神圣的教育职责最重。
说起钱老对学生的那份爱，除了为学生成才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健全各项教学管理制度以外，还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各种社团活动，关心国家和社会大事。特别是他能够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在呵护学生独立思考积极性的同时，又要求学生理性思维，不能发生过激行为，要求学生把个人的成长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结合，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始终把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同时又反复叮咛要做好青年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工作，引导学生群体树立正确的政治意识，教育学生一切以大局为重，共同维护国家稳定。让学生知道稳定和团结是国家民族实现振兴的根本保证。
钱老曾经说过，他身兼数职，但他最看重的还是校长这个职务。为了学校的发展，他真可谓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他对学校的爱还体现在他以深邃的国学修养来命名若干学校的新建筑。1986年新的专家楼、留学生楼落成，他欣然题名为“乐乎楼”、“莘远楼”，不但表达了对国内外嘉宾和远涉重洋而来的留学生的欢迎，也彰显了浓浓的大学文化氛围。2001年我领导的“现代钢铁冶金与材料”重点实验室大楼拆旧建新，他又命笔为“日新楼”，我和这一团队的全体教授、研究人员都深深体会到钱校长是在期望我们这一传统的专业能“日日新、又日新”，不断创新，在上海市委的大力支持和正确领导下，1994年由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工业大学、原来的上海大学以及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等四校合并组建新上海大学，德高望重的钱老再次领命就任校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钱校长的带领和广大师生的努力下，1996年新组建的上海大学跻身“211工程”；1998年新校区建成投入使用，一个更加宽广的舞台已经铺开。学校的发展与改革跃上一个新台阶的序曲再次拉开。这个时期，我已经到上海市政府工作，对钱老为推进学校跃升，审时度势、抓住机遇、顺势而上所起到的奠基性的、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是非常清楚的。这些往事给我和学校其他同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以这样说，没有钱老，就没有上海大学的今天。从确立学校的长远发展规划到寻求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关心支持，从新校区的规划设计到学校专业的调整发展，从他的独特教育理念的实践到教育教学改革，从新生的开学典礼到送走每届毕业学子，九旬高龄的钱老坚持亲力亲为。还有谁能比他更爱这所学校？还有谁能比他更热爱这所学校的学生？钱老为上海大学铺就的光明道路必然在新一代学人的努力下延伸，钱老钟爱的这所学校会在大家的关注下、建设下变得更美好！
记得1990年初，我刚调任到市里工作。当时钱老鉴于我在学术领域的成绩，不舍得让我完全放弃科研和教学工作，于是老先生和市领导商量并争取到让我一周四天在市里工作，三天在学校搞研究与教学。这样即使我离开了学校，却一直没有与学校的科研、教学工作分开。直到我任市长时，由于市里工作的繁重，我才不得不把全部精力用在市政府的工作上。但在市委的领导下，为了学校的发展，我和钱老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常常为谋划学校的发展而促膝长谈。那段时期的一件大事就是，钱老为促成上海四所学校合并组建新上海大学而奔走政府各部门。上海大学新合并组建以后，钱老亲自规划和审定了新校区的建筑群设计样稿，和我多次探讨新校园的学科布局、以及多校区布局的相关事宜，研讨新校区的建设规划和未来发展。为了上海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为了市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学校的发展需要，他和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多次沟通，经过不懈努力，一所以“上海”这座伟大的国际大都市命名的大学的新校区终于诞生，可以以全新的面貌，更好的条件，接纳上海以及中国各地的莘莘学子来这里求学、成才。今天，当我有机会漫步新上海大学的美丽校园时，自然而然想到的是钱老为缔造这个学府所付出的辛劳和智慧！他的那句“我要办一所上海人民满意的大学”的话语会再次萦绕我的耳畔！
新世纪的第一年年末，我到北京任职。虽然离开了上海不能经常回学校看一看，走一走，但内心却依然牵挂着我曾经长期生活、工作的学校。这不仅仅因为新上海大学诞生时我曾参与其中，而且因为钱老还在操心治理着这所年轻的大学。因此，只要有机会到上海，我一定会到上海大学看望钱老并听他讲讲学校发展的情况，共同探讨一些学校面临的问题。学校取得了进步，我们都很欣慰。当然，有些问题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暂时还无法解决，比如，钱老生前一直想在上海大学建医学院和研究生院的愿望等等，这还需要上大人继续努力。回首往事，难以忘怀，在多年的直接交往中，钱老的创新思维、卓越才干和高尚品格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真切。
当年，刚刚从人生曲折历程中跋涉出来的钱老，年届七旬选择了上海工业大学。他期盼在这里，实现他振兴教育的理想和希望。伴随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钱老也实现了他献身教育的夙愿。如今，他已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和重托，安详地走了，但他的丰满人生、科学精神、爱国情怀会永远被大家铭记！他始终把祖国的利益和人民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他的名言“我没有自己的专业，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会永远激励一批又一批后学晚辈，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而奋发有为。国家的需要就应该成为我们科技界进行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的方向。科技工作者心里要装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需求，这样才能成就不凡的业绩。
钱老曾说，回顾这一辈子，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早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面对外敌入侵、铁蹄蹂躏和民族危难时期，毅然弃文攻理，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一代大科学家；在遭受挫折，面对精神打击的时候，他依然刻苦钻研科学技术，相信祖国和自己都能够好起来；在1972年身处逆境的他受周总理重托出访美国时，面对外国记者的挑衅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你们有什么创造发明可以贡献给世界？机智的他用流利的英语回答说：“我们能够团结起来做我们原来不能做现在可以做的事，这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贡献。”这一回答赢得了招待会热烈的掌声，更令其他出访团员热泪盈眶。晚年高龄时，更是积极的参政议政，与共产党人共商国是。没有对祖国的真挚感情，哪有他的人生动力和远大目标。每每回忆起这些事，我都深深地为钱老的人格魅力和爱国情怀所感动，也深深觉得当代学界更应该像老一辈科学家一样，将爱国作为自己追求事业成功的唯一动力。
钱老不仅身体力行爱国，他更是重视通过教育来培养具有爱国精神的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为此，他说，上海大学的校训光有“自强不息”四个字还不够，还要加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显然，钱老的这一番话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点出了“自强不息”不仅仅是为了个人能成功，更要为祖国、人民奉献一切。今天，上海大学的校训因含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独具特色，彰显了这位科学大师的胸怀与境界。
钱老已经成为上海大学精神的象征。他的才华与智慧以及在实践中发展形成的钱伟长教育思想，不仅是上海大学的宝贵财富，也是上海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财富。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爱国奉献、先忧后乐的人生境界已成为上大学子引以自豪并不断瞻仰的丰碑。今天，我们深切缅怀敬爱的钱老，除了要向钱老表达诚挚敬意和热爱以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激励和激发青年人弘扬科学、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精神。钱老虽仙逝，伟业却流长。我们需要大力弘扬钱老献身科学、求真务实的精神，进一步实践和发展他的教育思想，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去，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社会的文明和谐、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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