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科学界的“三钱”，即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三位教授，是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学生的楷模。随着近日钱伟长教授仙逝，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说来也巧，“三钱”和我都有点关系。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外科技团体》的书，时任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看过后，作了批示，认为可以作为“研究科学学的起步”。钱三强先生是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首任理事长，当时我是理事。以上“二钱”，我并没有直接接触过，有过几次接触的是钱伟长教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武汉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老院长朱九思从国内外聘请了一大批知名学者担任客座教授，钱伟长也在其中。当时钱老尚在落魄中，华中工学院还将他的女儿和弟子调入华工任教。为了发挥钱老的作用，学院办了《力学研究》杂志，由钱老任主编。在国内外发行，影响很大。
我和钱老熟悉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是民盟中央的领导人，而我和冯之浚等几位民盟中央副主席是老朋友，和钱老有机会见面。
大约是1985年秋季的一天，钱老和我分别在北京友谊宾馆参加两个会议，驻会的人不多。第二天我陪他吃早餐，我们交谈了近两个小时。这时他已是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前身）校长，他也知道我是华中工学院党委副书记，就谈起大学改革问题。他说现在大学问题很多，比如现行的招生制度，不一定能招到好学生，而且束缚了学生的个性，影响他们特长的发挥，不符合世界潮流，培养不了创新人才。他让我回华中工学院，像上海工业大学那样进行改革，不要跟着教育部的意见转。现在看来，钱老当时的想法是很有见地的，时下一些大学的独立招生，就是钱老当时的想法。这次谈话对我的启发很大，后来我在广州番禺创办一所职业技术学院时，提出了“职业性、大众化、开放式”的办学理念，其中的开放办学就是当时讨论的话题。
有一年我到上海去拜访当年在交大学习时的老领导、后任上海工业大学党委书记的张华同志时，看到钱老正在接待客人，似乎很忙，没有去打扰他。张华对我说，钱老到校后有很多新思路，学校工作很有起色，不愧是著名的教育家。
钱老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有一年到武汉视察工作，我当时是武汉科委主任，市领导安排我陪他去华中工学院，他很高兴地和华工领导以及老教授见面，谈笑甚欢。在武汉视察工作时，他还为科研教育系统的干部作了一个报告，没有稿子，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钱老当时应该有80多岁了，记忆力之好、思想之活跃给全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历来认为，大多数科学家并不适合做管理工作，现在要求大学校长由院士或博士生导师担任是没有道理的，也是对人才的一种浪费。但却有少数学者，既是专家，又是教育家，且有管理能力，就像钱老这样的，是可以当校长的。另外，我也想，为什么在职务去留上只有年龄一个刚性标准呢？当然还是要有具体规定和任期限制。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公务员制度来看，应该把政务员和公务员，即“官”和“僚”分开来。当官的，要有任期制，像克林顿、普京任期满了，50多岁也得退下来。但“僚”就不同了，基辛格当国务卿就不受年龄限制，更不用说那些智囊型、专业型人才了。美国大学校长更不受年龄限制。还好，钱老90高龄了，经中央批准，还能当上海大学校长，希望不仅仅是个特例。
（作者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
《科学时报》 (2010-8-17 A3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