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武汉召开的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专题会上，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提出高校领导干部要紧紧抓住腐败现象容易滋生的重点领域，严把工程建设关，严把财务关，严把招生关，严把领导班子决策关。（5月2日新华社报道）
工程、财务、招生、决策，确实是高校腐败高发领域，高校反腐紧抓这些领域，也可谓抓住了要害。可是，严把“四关”的排比句好写，但问题在于谁是“主语”？谁来严把工程建设关？谁来严把财务关？又是谁来严把招生关和严把领导班子决策关呢？以反腐工作部署看，这个“主语”，当是高校党委书记、校长，要求他们“要提高认识，强化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意识，切实把反腐倡廉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可是，近年来高校腐败频发，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些“主语”身上。
靠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来严把工程建设关、财务关、招生关以及领导班子决策关，都是靠不住的——如果靠得住，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高校一把手倒在工程、财务和招生中了。就拿此次会议的召开地湖北来说，“倒下”的校级干部已经可以组成一两所学校的班子了。事实上，要严把“四关”，以笔者之见，归根结底只需把住“一关”，即民主管理关。
高校工程建设出问题，常常是一把手或分管领导说了算所致。从建不建到怎样建，师生往往没有参与决策与监督的权利。有的建筑，比如豪华校门、豪华办公楼，师生在学校BBS发帖反对建，但没人理睬——这虽谈不上腐败，但至少造成惊人的浪费；建设工程即使有所谓的公开招标，但背后往往有很大的猫腻，与领导关系密切者往往成为最终中标者；至于工程在建或刚刚落成时就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比如裂缝、漏水、掉天花板装饰的现象，在领导那里也常常被视作“毛毛雨”。换句话说，只要领导们自我感觉这关把好了，纵有再多质量质疑，也常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高校财务常出问题，也往往是一把手或分管领导说一不二所致。国内不少高校一直号称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可是，在国外大学普遍实行年报制度并向公众公开学校的财务情况时，我们很多高校的财务情况却仍然由领导当机密一样“严把”着，不让教师知晓，也不让缴学费的受教育者知晓。近年来，对于高校财务收支，舆论也一直要求公开透明，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所高校详细公布过自己的收入情况和开支情况。有媒体经过不懈的调查，才找到一些高校财务开支的蛛丝马迹，比如，有高校一年的接待费相当于中西部一个省的接待费；有高校居然允许报销领导的洗脚费。
高校招生的腐败问题，还是领导“严把”所致。5%自主招生、艺术特长生招生、体育特长生招生、1%的机动名额、120%的投档比例……这些被认为是高校招生中最容易出事的地方。何以至此？就是因为一些领导可以“严把”这些机会，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决定将这些机会给谁或不给谁。而这些机会，本应该由学校的招生委员会（由各学科教授组成）公开透明地进行评价、决策并向公众公布详细信息，在这样的评价体系和决策体系下，领导想动用权力影响招生结果也难。
说到底，高校的腐败，主要在于学校没有民主管理制度，权力（包括行政权和学术权）过分集中于校领导。在这种制度中，强调一把手的反腐第一责任，就像要猫去看鱼，却要猫提高认识，自觉不吃鱼一样。要“严把”目前高校腐败高发的几个关头，推进高校民主管理才是根本。
这就需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有明晰的权责界限。高校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领导的权力将局限为行政权，有关重大工程建设的决策，将由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作出，学校行政领导只负责执行；有关财务管理，将由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进行预算，将有独立的校外审计进行审计，将向师生进行年度报告；有关招生的决策，将由负责教育事务的教授制订评价标准并执行评价，学校领导如果动用手中权力谋求私利，或可遭致严重的信任危机，并可被理事会（或董事会）罢免。在这样的制度下，教育腐败或许仍会发生，但是决然不会高发、频发；一旦发生腐败，当事者也难以潜水过关，必将为腐败付出沉重的代价，其本人的教育与学术生命将由此终止。
（作者系上海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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