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卫在实验室与同事们探讨
陆卫在实验室工作
陆卫为职工、学生作报告
陆卫与美国NASA代表团交流
作者简历
陆卫 1962年生，博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科学家。
1988年至1991年作为洪堡研究学者在德国布朗施维格大学从事固体物理研究，1989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92年晋升为研究员，先后担任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主任，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陆卫先后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8项，获省部级人才奖5项，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被他人引用800余次，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40多项，发表专著《半导体量子器件物理》。他主持的“红外探测效应中局域化机理与操控及其应用研究”项目获2007年度上海市自然科学一等奖，其本人于2008年获得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在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中，他领导的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连续4次被评为优秀，并在2007年被国家科学技术部批准免一轮评估且获准为优秀实验室。
1991年，我从国外留学回来，充分感受到国内实验室为我们年轻人创造了最好的条件，让我们去冲去拼。在这里搞科研，我有当家作主的感觉。中国正在奋发图强，我希望我的科研成果能为国家所用，这样才不枉国家对我们的培养。
选择导师
希望老师能亲自带我
第一次见到沈学础老师时，我直接问沈老师会不会亲自带我。老师微笑着回答：“我要带学生，就自己带，要不然就不带了。”
读中学时，小说《第二次握手》和《珊瑚岛上的死光》让我爱上了物理。1979年，我参加高考，幸运地考上了复旦大学。填报专业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物理系激光专业。
上大学时，中国科学院在我心中是一个地位非常高却又极其神秘的科研机构，我很想搞科研，所以决定报考中科院的研究生。当时，上海的交通并不方便，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离学校最近，我的几个同学都去那里“打前站”，看了回来都说不错，于是，我也准备去看看。
去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给自己选个导师。到了传达室，我直截了当告诉门卫师傅，我想考研究生，想找个导师。我拿着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招收研究生的资料，告诉门卫：“我就想找第一位老师——汤定元先生。”那天，汤先生正巧不在。于是，我决定选资料上的第二位老师——沈学础先生。“沈先生在，可是他不一定会见你啊！”幸运的是，沈先生接到传达室电话后，竟让我直接去找他。
进了沈先生办公的高压楼后，我并不知道他在哪个办公室。这时，正巧在楼梯上遇到一个人，一问才知道，他就是沈学础先生。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大着胆子问了老师一连串的问题：“现在亲自带研究生的导师并不是很多，我希望老师能直接带我，不知是您带还是会让您手下的老师带我？”听到这样的问题，沈老师并不生气，他微微笑着告诉我：“我要带学生，就自己带，要不然就不带了。”我接着又问老师：“那考试难不难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基础不同，也许我觉得不难的题，你觉得很难。”沈老师的回答很实在、很严谨。导师就这么选好了，后来我顺利地考上了研究生，真正成了沈老师的学生。
读研论文
帮实验室拿了优秀奖
沈老师从不直接说我不对，有问题，也会让我再思考，所以我始终觉得自己在进步。
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一年，我们在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学基础知识。记得有一天，我看到学校张榜公布科学院有可以带博士生的老师名单。我幸运地发现，自己的导师沈学础老师榜上有名。再仔细一看，榜上有名的老师几乎都是教授和研究员，唯独沈老师只是副教授。我发现自己的导师如此出类拔萃，自己的心里也不免有些得意。
回到上海，我开始真正跟着沈老师学习。我发现，沈老师的教学方式对我帮助很大。每次我有什么坎过不去了，去找老师，他很少直接告诉我答案。他会给我一些提示，推荐我一些文献，给我明确一下该往哪个方向走。让我想一想后再去找他讨论。沈老师从不否定我的想法，他爱向我提问：“如果你说的这点是对的，那为何会出现那个现象呢？”沈老师从不直接说我不对，有问题，也会让我再思考，所以我始终觉得自己在进步。沈老师的教育方法让我做科研的胆子越来越大。有时候出现问题了，研究好，准备充足后，还会和沈老师争论。跟着沈老师学习的几年中，无论什么时候去找他，他总会放下手上的工作和我讨论。
美国有本《物理评论》杂志，是公认的学界优秀刊物，我的胆子很大，觉得自己做的东西并不差。有一次，我拿了篇文章给沈老师看，想投稿《物理评论》，沈老师看后，也鼓励我一试。投稿后有了回复，表示可被接受，需修改。后来，我又向《物理评论》投稿，依然被接受了。
记得前几年有一次，沈老师回忆起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时的点点滴滴，他告诉我，当时我那两篇被《物理评论》采用的文章在第一次评估时，还作为重要的实验室研究成果，为我们实验室被评为优秀实验室出了力，其实当时沈老师给我定的选题起了很大的作用。
出国留学
研究所巧帮妻子出国
博士毕业后，沈老师主动帮我联系了德国的洪堡基金。我希望太太能陪读一起去，没想到却给研究所的匡定波所长出了个大难题。
1988年3月，我结束了4年半的硕博连读，拿到了博士学位。当时，沈老师主动帮我联系了去德国红外领域知名研究组熏陶一下。
当年，各个单位对出国留学还是卡得比较紧的。出国前，我下定决心：我学成之后一定要先回国。其实，让我下这个决心，有两个人起了关键作用，我很感谢这两位长辈，他们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首先就是我的导师沈学础，沈老师主动帮我联系了德国的洪堡基金（相当于德国给以德国为本国的外国人提供类似博士后待遇的基金），我想我不回国，是对不起沈老师的。第二个关键人物，则是当时我们研究所的所长匡定波先生。因为我给他出了个大难题。
那年，我希望我的太太和我一起出国，她陪读。没想到，太太单位提了个要求：如果我们单位出证明同意她去陪读，他们单位就放行。当时，我的头脑简单，就直接去找了匡所长。听完我太太单位的要求，匡所长马上说：“这是一个大难题。你太太不是我们单位里的人，如果我同意你太太去陪读，那我不就干涉了你太太单位的内政吗？原则上，我是无权同意另一个单位里的人干什么事的呀。”匡所长说，他明白对方的意思，他们担心我学成后不愿回国，怕我们单位去找他们麻烦。说完这些，原本在午间休息聊天的匡所长踱着步走到了另一个房间，他说他要帮我想办法。
过了十几分钟，匡所长回来了。“我想好了。”他说，帮我出具另一个证明，“你太太单位一定同意！我就说我们单位同意陆卫想让他太太出去陪读的决定。这样一来，我同意的是我们单位的人，没有干涉你太太单位的内政。出具这样的证明，也不违背单位间相互尊重的准则。”办妥了一切手续，我们顺利来到德国。
学成回国
年轻人有当家作主感
留学快结束了，我早做好了回国的打算。国内最好的工作条件几乎都为我们年轻人而创造，这些在国外是不可能的。
开始了在德国的学习后，我拼命做基础研究。遇到周末、别人休息，只要实验室有空，我就一头扎进去。没出国前，我在《物理评论》杂志上发表过论文，出国留学后，我就想着要在物理界更具影响的专业杂志《物理评论快报》上发表文章。一次，和合作的导师说起，他给我出了个题，用实验验证一个磁学方面的被称之为Haldane理论猜想的物理命题。我一直做，终于看到了结果，和理论预期也一致。写完论文，经过导师的修改，我的梦想实现了，终于问鼎了专业期刊《物理评论快报》。
1991年，是我在德国留学临近尾声的日子。当时，老师通过发传真和我交流。记得他说，如果我能回国，他非常欢迎，因为这是对实验室最大的支持。其实，当时我的心中早已想好，我是肯定要回国的，我不想做不辞而别的事，既然当初答应回国，我肯定做到。
回国后，我发现尽管实验室的有些条件和国外比还不算最好，但这里最好的条件几乎都为我们年轻人而创造，这些在国外是不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真有了一点当家作主的感觉，而且从心底里发现自己对我们国家很有感情。
因为工作需要，我逐渐从基础研究转向了应用基础研究，开始做一些红外探测材料与器件方面的工作。应用基础研究对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准的依赖性很强，我们正在不断地努力往前走。
最大愿望
研究成果被国家所用
我们实验室研究的一些技术课题，是国家战略性的技术，用钱是买不来的。能为国家作出点滴贡献，我的心里就非常舒畅。
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关于红外探测材料与器件，从大的角度来说就是给空间技术提供科学机理研究方向的支撑。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点成绩的。比如，我们实验室发展了一种称为量子阱红外探测器的技术，像拍照一样拍下周围环境，也就是看到了红外辐射是什么样子的。这种技术在国际上已经有了，但在国内，是在我们手上先突破的，这是国家需要发展的一项重要技术，这种技术是买不来的，是国家战略性的技术。
记得建国后有个口号，叫“奋发图强”。今天，中国正在奋发图强。我们实验室把基础研究和工程应用技术研究结合起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把半导体白光照明技术运用到天上的国家。还有神七宇航员出舱用的舱外照明灯，就是我们实验室研究员张涛的成果。
这几年，我常想，能否把一些新知识成果转变技术。记得Science杂志曾提到光子晶体可能是未来十大科技发展方向之一。碰巧复旦大学教授资剑和同济大学教授陈鸿邀我一起研究。我们的仪器要上天，减轻分量、缩小体积、增强可靠性，都是航天非常关注的方向，我们实验室已经利用光子晶体的原理实现了一种集成分光器件的新方法，可以丰富很多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自己做出的东西、研究出的技术，能被国家用上，这样，国家在我们身上花的钱有了回报，我的心里也会非常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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