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与外资巨型种子公司抗衡，应以大制大。人为扶持几个种子公司很可能走错方向，因为我国大部分种子公司其实是贸易型公司，并没有育种力量。国家不如把重金投到有育种力量的大学与研究机构，由它们育出新品种，低价供给农民。这种模式更适合中国，效率更高，受益面也会更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说。
近一段时间以来，外资垄断中国种业的话题成为热点，并引起社会各界对中国粮食安全的担忧。
“既是挑战，也有很大的机遇。”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黄大昉对《科学时报》记者表示，“大豆产业是我们的教训。但我们在抗虫棉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和经验，实现了市场占有率的逆转。相信在玉米、水稻上也能获取好的成效。”
“外资种子公司进来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教授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不同的看法，“目前有很多混乱的声音，明显有太多的利益在其中。从产业安全、爱国情结角度已经有很多报道了。我觉得还应该从农民、从产业的长远发展角度有个平衡的声音。”
如何与外资巨型种子公司相抗衡？郑风田认为应该是：公益型育种机构+国家高投入=低价良种供农民。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为什么我们的大豆会形成加工市场基本上被外国跨国公司控制的局面？黄大昉认为，其中有很多因素，但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自主研发实力不够，特别是在转基因研究方面滞后。
黄大昉解释说，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允许用来加工的转基因大豆进入中国，国内加工企业都买国外的转基因大豆，而当时我们没有这样的转基因大豆。
黄大昉表示，跨国资本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占领了我国的大豆市场，就开始把价钱提高，我们失去了话语权，“我们在今后的发展中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同时，中国还不允许国外的转基因产品的种子在中国种植，中国农民种植的大豆还是非转基因大豆，含油率没有国外转基因大豆高，农民卖不出去，工厂也不愿意要，我们的相关生产就开始萎缩。
回顾上世纪80年代中期，黄大昉表示，当时“863”计划项目刚刚实施，国家经济实力不是很强，只能把资金用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如棉花、玉米、水稻、小麦等，对于作为小杂粮的大豆，研究投入很少，导致大豆产品的落后以至如今的被动局面。
就大豆产品来讲，我国确实没有国外品种的产油率高，但黄大昉认为：“我国科研人员手中还是有很好的大豆品种，有些品种的出油率与国外相差不多，只是以前投入不够，研究不深入。”
对于作为成功经验的棉花，在此前于海南举行的首届中国（博鳌）农业科技创新论坛上，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所长王汉中研究员曾表示，最近几年，我国棉花界形成了上中下游优势互补的强强联合，一方面避免了低效率的简单重复，同时也加快了国产转基因棉花新品种的培育进程和产业化力度，有效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风险。到2008年，国产抗虫棉的市场份额从以前的5%增加到93%，成功夺回中国棉花种业市场。
对于大豆，之所以国外跨国公司有竞争力，郑风田认为，主要在于国外跨国公司种植的是转基因大豆。“如果真让国外的转基因大豆种子进来反倒好了，我们现在是不允许其进来。”记者了解到，现在的情况是，不允许种子进来，却允许大豆进来，在国内大豆品种质量不高的情况下，结果可想而知。
政府实际上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实施大豆振兴计划、高价收贮等，但实际效果不理想。还是农民不愿卖，加工企业不愿买，粮库不愿收。
早在去年5月，郑风田就曾呼吁：“不从根本上解决国产大豆竞争力低、产量低、出油率低、价格贵等问题，天天把精力用在如何让国家实施保护政策上，并不是国产大豆的长久生存之计，是该到了‘去妖魔化’转基因大豆的时候了。”
“我很早就说过。”郑风田对《科学时报》记者表示，“应该允许东北农民种一些转基因大豆。”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国外品种影响大、推广速度快，其中玉米已在我国东北等玉米主产区基本完成布局。
如果说大豆产业的问题之一是没有让转基因大豆种子进来，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玉米产业的这种状况？对于外资、外企，是否应该有一定的限制措施？还是完全不限制？
对此，郑风田回答说，大豆产业主要是加入WTO谈判中放进来的；之后，没有预警保护机制，导致整个产业倒掉了。玉米产业就要吸取教训，要有产业安全预警机制。但不能一点儿不让外资进来，这对农民来说不利，也会使整个产业处于“武大郎开店”的低水平状态，不利于整个产业水平的提升。对外资的布局要进行监控，并不是要么就不让进，要么进来后就不管的状态。
黄大昉表示，这些玉米品种是国外的非转基因品种，有试验基地，因此可以进来。这家名为先锋的美国种业公司与国内企业合作，玉米是他们的技术强项。由于他们技术力量强，我们的一些地方和公司对玉米研发的支持力度就有所减弱。合资后，实际上我们的研发力量萎缩了。
郑风田同时反问：“包括玉米种子，为什么农民爱买他们的种子？是没有别的选择，还是因为他们给农民提供的全程服务做得好？”
对于国外玉米品种在我国带来的竞争局面，郑风田认为，这是好事，国内的种子公司不能光说这些外资危险，而满足于自己的服务质量与水平低下而不提高。比如美国先锋种子公司不仅供种，到粮食卖不出去的时候，他们还负责联系粮库，提供多方面的服务。有时候进来一两个外资“搅局者”，有益于倒逼国产种子公司提升服务质量与种子质量。
做大做强种子公司没那么容易
郑风田表示，从大田粮食作物如玉米、水稻、小麦等来看，大部分还是中国的种子。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以粮为纲，而育种力量也一直集中在粮食作物上，导致蔬菜、水果、花卉种子与国外相比差距很大，目前蔬菜种子市场确实主要由国外种子唱主角。郑风田说，某种程度上，作为中国最著名的蔬菜种植基地，山东寿光实际上也是外国种子的大试验场。每年的种子博览会，基本都是国外的种子，包括来自韩国、日本、以色列的等。
此时，如果不让国外的种子进来，“就把农民害苦了，把消费者害苦了，我们很少有这方面的种子，实力很弱。中国的农民用国外的好种子，然后把蔬菜卖到日本、韩国，也挺好的。反之，如果农民买不到好种子，蔬菜在国外就没有丝毫竞争力。”郑风田表示。
过去，中国在育种方面有很多空白。现在，大家担心种子贵，说一克种子一克金。郑风田表示，国外也是这样。种子是高科技含量的东西，比如郁金香，一粒种子的投入相当高。种子价格贵，农民如果还愿意买的话，说明这个种子种出的作物更值钱。国外的奇花异草种子价格都异常昂贵，因为育种投入很大。
胡锦涛总书记在寿光考察时曾指出要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能只是买国外的种子，我们也得做。但育种是个漫长的过程，生长周期长。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表示要加大对种子行业的投入，我觉得这是好事情。”郑风田说。
对于一些建议国家打造一批大型种子“航空母舰”的说法，郑风田并不认同：“我对此事不看好，种子行业不是想打造就打造的。说白了，种子是大量的投入加上漫长的研究时间造就的。目前，我国不少种业公司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品种，大部分并没有科研能力，跟国外大的种子公司不是一个概念。”
“种子也不是一投入资金就立即能培育出新品种的，一个新的玉米、小麦、水稻品种，从开始到全国大面积推广，一般都需要一二十年的周期。蔬菜新品种培育会好一些，但也得十年左右。中国改革开放才多少年？”郑风田表示。
郑风田认为，有些作物的育种确实就像现在买电脑，我们只能用微软的操作系统，用英特尔的芯片。在中国做玉米，摆脱不了先锋种子公司的影响，因为从全球来说，先锋是玉米种子老大，垄断了许多玉米种子资源；孟山都现在主要专注于转基因育种，如大家熟知的抗虫棉等；欧洲、以色列、荷兰等国有不少知名公司专做蔬菜和花卉品种。国外种子公司一般分工很专，选择一些有特色的种子，通过高投入育出优异品种，然后在全世界推广。就如同国外大型制药公司一样，它们做出一个或几个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品种，通过全球行销，就能够获得很大利润。没有“万金油”的种子公司。
在郑风田看来，我国的大部分种子公司应该叫贸易公司，它们或者买国外的种子，或者把科学家培育的种子拿出去卖。反倒是不少育种科研人员培育的新品种，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即使在市场上推广面积很大，最后仍赚不到钱。还有些科研人员从别的国家拿来好的品种资源，跟当地的品种一配，就成了新的品种。用这样的方法育出的新品种是很难走出国门的，因为会面临知识产权的指控。
中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模式
“目前，种子市场的困局受良种补贴的影响也很大。”郑风田说，良种补贴本意是想让农民用到好种子，结果出现了逆淘汰，也就是出现了不是靠种子的品质来竞争，而是靠关系竞争，甚至还出现农民买的良种补贴指定品种却是假种子的现象，引起很大的民怨。所幸现在一些地方已经把粮农补贴搞招标指定的做法取消了，直接向农民发良种补贴款，由农民决定买什么种子。
“农业部门和当地的种子公司其实就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所以如果让当地的农业部门来指定种子，他们一般会选择农业部门下属的种子公司。最终这些公司赚到了钱，但老百姓并不一定能够用到好品种。”郑风田说。
在中国，粮食种子主要是科研机构和大学在研究。国外不一样，像先锋、孟山都等种子公司，规模很大，每年的科研投入经费数量巨大，动辄数亿数十亿美元。它们雇有一大批专职科学家，培育出新品种后，再在全球推广。
“我国的育种不能学习美国的模式，不应该走国外大公司的路，因为国情差别太大。如果只是扶持几个种子公司，那么到时候获益的就是少数种子公司，对农民、对科学家都不利。”郑风田表示，目前我国大学与科研机构有很多由国家科研经费支持的育种人员，育出新品种之后，再由国家的公益性推广机构来推广，这样的机制可以让农民用到便宜的种子。因为本身粮食的价格就很低，不能再让农民用高价种子。这种模式比较适合中国，也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
郑风田表示，袁隆平的“隆平高科”是由科学家领衔的，已经上市了，是另一回事。现在一般也不宜由科学家当种子公司的头儿，一般优秀科学家的主要优势在育种，没有精力去做商业。如果非让两者兼得，这样很可能研究也做不好，市场也做不好。而且科学家是拿政府拨的钱来育种的，应该是公益性的，再靠此赚钱并不合适，也不应该再收种子专利费。
目前，全球种子市场基本上被几大种子巨头垄断，他们往往花费大量的资金育出新品种，然后再高价卖出，收回成本。我国目前种子公司规模太小，郑风田认为，得有中国自己的模式。
“所以最好把巨资投给大学与科研机构，有资金保证，科研人员就会潜心育种。对科研人员也应有一套考核机制，要求他们培育优良品种。国家应把优秀的科学家养起来。”郑风田表示。
“现在，我国每年在育种方面的投入还是太少。”郑风田强调。
黄大昉表示，过去10年，对于棉花来说，我国是一个转基因产品与一家跨国公司打了一场遭遇战。现在，我们整个转基因育种领域面对的是六家跨国公司——他们在油菜、大豆等方面都有非常强的优势。一些种子公司既有很好的转基因品种，也做常规的育种，他们的营销力量很强，一直想进来。“如果我们自己的转基因产品进入不了生产体系，他们早晚会进入，就像大豆产业，敲开一扇门，就可能完全无法阻挡。目前，我们的后劲很足，尽管优势还不明显。对于转基因种业，我们还面临很多挑战。”
《科学时报》 (2010-3-24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