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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1∶99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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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中国民办大学的时代机遇与历史使命 |
研究表明，当代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正处在一个已然日趋明显的十字路口。
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趋势，正势不可挡地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一个迥然不同于“精英化”时代的，或许可以称之为“后大众化”、“后普及化”的全新的大学时代正在到来。
据史学家考证，现代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1088年，这一年，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大学，这朵人类的智慧之花的绽放，堪称人类精神思想领域里的“一次辉煌的日出”。
在其后几近千年的漫长历程中，第二次堪称大学发展史上伟大创新与转折的，是德国普鲁士时代的学者政治家洪堡先生，他于1809年向政府递交了《创办柏林大学申请书》，创建了一所践行其“研究教学合一”理念的即“科研与教学相统一的高等学府——柏林大学”。史称，“洪堡开创一个历史时代，是他把科学的根扎进了大学及其教学”。换句话说，当代各国竞相重视、资助并视为综合国力重要指标的研究型大学，迄今已有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了。
然而，在这一百年之中，多半时间世界高等教育是处于“精英化”发展阶段的，不仅大学毛入学率低，在校大学生人数也少，而且大学的数量更少；而在此阶段，多数大学都自觉不自觉地向研究型大学看齐，都自称“高等学府”，声称要办成有“知识贡献”的大学。
美国在194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越过了15%，率先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1971年又达到50%，率先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到2004年，全世界已有38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就我国来说，虽然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才达到23%，但几个特大城市，如北京200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越过了50%，达到52%；2009年更达到59%。据专家估计，到2020年，全球将有100个左右的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
在这个阶段，全世界有多少所大学呢？按西班牙科学计量学专家去年推出的《网络计量学大学排行榜》推算，当今世界约有20000所大学（大凡大学理应都建有自己的网站，因此依据网站来统计大学数量是可能和可信的）。在这20000所大学中又有多少所称得上具有“知识贡献”能力并有“知识贡献”成就的研究型大学呢？按国际社会公认、世界多国的大学国际排名，以及科学计量学关于研究型大学的定量指标测定，称得上有“知识贡献”的研究型大学大约200所左右。换句话说，在全世界多数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普及化之后的今天，全世界的研究型大学亦不过只占相应大学总量的1%，其余99%的大学显然属于非研究型大学。因此，在当今世界，研究型大学与非研究型大学的比应是1∶99的关系。
这样问题就来了。知识创新、知识贡献是占大学总数1%的研究型大学的使命和天职，那么，为了学生的职业、就业、创意、创业、创新则是占大学总数99%的非研究型大学的使命和天职。1∶99现象正在把全世界几乎所有大学带到一个必须重新分类的新的十字路口，同时，也迫使99%的大学站在了新的同一条起跑线上：相对于大学“精英化”时代的知识优势，在而今的“后大众化”、“后普及化”的全新的大学时代，职业优势、就业优势、创业优势正在日益走到台前；大学无论新老、公私（民）、大小，都站在了同一个新的起跑线上。
或许可以用“职业培训站”来大致表征99%的非研究型大学的使命和天职，尽管许多人特别是这类大学的校长不爱听和不愿意听。哈佛大学前校长D·博克先生在几年前出版的《回归大学之道》（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中写道：“事实上，越来越多的高年级学生和非全日制的学生（甚至是越来越多的大一新生），将职业追求放在首要位置。”他又说：“如何正确对待学生的职业需求是高等教育所遇到的一个难题，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问题将一直困扰着大学。”
在这个新的十字路口，对志存高远的新生的中国民办大学是历史赋予的上百年才出现的一个难得良机。
在这个新的十字路口上，至少中国绝大多数大学没有醒来，绝大多数公办大学还在做着欲跻身“研究型”大学之列的美梦；它们既没有“知识贡献”能力，又绞尽脑汁、百计千方地自己为自己加冕“综合研究型”、“研究综合型”、“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综合研究教学型”等等桂冠，拼命想挤进那个1%。这对新生的中国民办大学是历史赋予的又一个难遇良机。
从时代发展来看，中国发展民办大学适逢其时，因为民办大学从诞生那天起就在老老实实地做着“职业培训站”的工作，走的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一条处于十字路口上的现代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为中国民办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吉利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10-2-26 A3 周末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