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大学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座无与伦比的里程碑，它所焕发出来的光芒，照亮了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研究柏林大学的教育理念及其在高等教育史上创造的奇迹，无疑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
柏林大学的辉煌是一个时代的辉煌，是德意志社会和世界现代文化科学发展相结合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悲剧，更是德国社会文化的悲剧，柏林大学的遭遇是这场悲剧的一个标志。柏林洪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的兴起使柏林大学曾经创造的辉煌在新的时代又有了发扬光大的基础。
以科研促教学
约翰·布鲁贝克曾经说过：“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但大学不只是知识活动的场所，而且还是教育机构。大学作为学术组织而存在，培养社会高级专门人才是其“原生功能”。柏林大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教育理念就是研究与教学相统一，它将研究融入到教育过程中去，使其成为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在柏林大学，学生不单纯是知识的接收者，还是教师指导下的真理的探究者。教学不再是照本宣科，而是活生生的研究讨论等理智活动。
我国大学曾经将研究分离出去，由独立的研究部门去承担，后来又将研究引进来，倡导建立教学和研究两个中心。现在，很多大学的研究职能得到加强，对文化科学发展的贡献更大，但研究离教学却越来越远，出现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科研和教学是“两张皮”，各唱各的调，互不相干，有的大学甚至出现了以科研任务冲抵教学任务的做法。这种状况背离了科研与教学内在的一致性，是一种短视的功利主义行为，不但不利于人才培养，而且也无助于科学研究的长远发展。
我国大学应当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科研的教育意义，树立科研是重要的教育手段的观念，改变科研与教学“两张皮”的状况，大力推进科研的教学融合，充分发挥科研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改变课堂教学模式，在课堂上实现教学与科研的融合，积极探索研究性教学方式，增强教学的综合性、新颖性和挑战性，使学生在课堂上不是被动地听老师讲课，被动地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而是积极主动地研究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增加课程种类，开发研讨课、研讨会等教学形式，改变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类课程截然分开的传统，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融为一体，让学生在研讨课等新的教学形式中发展认知，训练方法，磨砺意志，升华情操。积极支持大学生文化科学社团活动，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科学活动氛围，培养学生参与文化科学活动的兴趣，使大学生文化科学社团活动成为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一种重要形式。改革相关管理制度和激励制度，鼓励教师开展教学改革，在教学中进行研究性教学实验，使研究教学、改革教学成为一种风气，为教师探索教学与研究一体化教育理念的有效形式营造良好的氛围。
“人”与“才”的培养相统一
大学是人才辈出的地方，如果大学培养的人才才华出众，却缺少为人之道；满腹经纶，却缺少对知识和真理的敬仰；学贯古今，却缺少科学的精神和自由的信仰，这样的人才是不符合柏林大学的教育理想的。柏林大学创办不久就开始显示出巨大的人才培养功能，其根本原因在于师生都有一种境界，即微耳和校长所强调的：“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应忘记，大学的学习具有远大的目标：科学修养、道德修养以及丰富的专业知识。”毫无疑问，大学师生需要关注专业知识，还要重视科学和道德修养。为此，柏林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之一便是“寂寞”。“寂寞”意味着不为政治、经济、社会利益所左右，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强调学术上的自主性。“寂寞”是从事学问的重要条件，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应甘于寂寞，不为任何俗务所干扰，完全潜心于科学。正如洪堡认为的：“受到纯粹科学的教育，是教育人们去进行自动的、创造性的思想，去进行符合道德原则的行动。受过这样一种教育的人，以后在生活中也就是一个对集体最为有用而且最能作出贡献的人，因为他拥有品格。”
我国大学不可谓不重视道德教育，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大学的道德教育没有与师生的教学紧密结合起来，而是在学科专业课程之外进行教育，将道德教育与学科专业课程教学完全割裂开来。因此，道德教育对师生在科学和学科专业方面的态度、精神和价值观少有影响，常常出现有才无德、才高德浅的问题。人与才的分离是我国大学教育应当解决的突出问题之一，实现两者的结合，造就一代又一代高素质人才，是我国大学教育发展的重要使命。
我国大学应当进行道德教育改革，将人的养成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充分认识到学科专业教育的道德养成功能，明确学科专业教育既是道德教育的途径又是道德教育的目的，建立学科专业教育与道德教育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使学科专业教育对提高师生德行修养发挥有效作用。应当改革德育课程，改变道德教育就是单纯地教人待人接物、为人处事的传统认识，将道德教育与个人人格的独立性、理智和理性的发展、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养成结合起来，实现德与智、人与才的统一。应当改革德育方式和手段，树立全员德育的观念，使全体师生员工置身德育环境中，每一个人既是德育工作者，又是德育目的的体现者，通过德育实现全体师生员工道德的升华。
追求卓越 会聚英才
柏林大学的创立并非学者们自发结社的结果，而是国家处于危亡之际，为了振兴民族精神而采取的“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在物质方面所遭受的损失”的战略举措，“是国家重新缔造时期的首要任务”。因此，柏林大学从创办开始就承担了为国家培育栋梁之材的重任，而它也不负众望，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效率培育了一大批熠熠生辉的文化、科学英才。柏林大学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之一便是它志存高远，追求卓越，以培育英才为目的。为此，在筹建柏林大学时期，洪堡遍访各大学名师，盛情相邀，如此才使学校一开始就会聚了一大批一流学者。正因为有了盛况空前的师资队伍，柏林大学得以后来居上，造就出世界一流的学术人才，从而奠定其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地位。
我国大学，尤其是以创建世界一流为目标的大学，不能说没有鸿鹄之志，也不能说不想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努力经年，却收效甚微，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在于制度的羁绊。洪堡以国家教育大臣的身份为柏林大学广邀名师，而其时各大学之间教师的流动亦为平常，这些都是柏林大学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条件。我国大学经过了多次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但教师的单位所有制没有取得突破，人才流动仍然困难重重，想要的人进不来，不合适的人又出不去。还有的大学不以真才实学取人，以“门槛”取人。诚然，如果不能建设一支一流的师资队伍，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只能是一句空话，永远只是一个美丽的愿景。
我国大学应当抱定宗旨，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对教育负责、对学生负责、对社会和国家负责的态度，以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为目标，大胆改革教师人事制度，实行能进能出、有进有出的教师聘用制度，坚决解聘不符合学校教育宗旨的教师，使每一位教师都能胜任教书育人之责。应当改革教师评价制度，改变重量不重质、重门槛轻水平的评价标准，扭转师资队伍中存在的有文凭缺水平、有职称没成就的状况。应当广开人才引进渠道，逐步建立国际化的师资队伍聘用机制，在国际层面会聚一流人才，形成人才的国际流动局面。
给予“教”和“学”应有的自由
在人类文化与文明传播史上，教和学在更多的时候都被看做是简单的重复性劳动，教师和学生在传授与复述的矛盾运动中演绎了文化与文明的代际传承。德国现代大学赋予了教与学新的内涵和意义，开启了教与学的新时代，在教与学一体化的教育模式下，师生都成为了文化科学知识的拓荒者，而教与学的自由便成为师生探求真理的前提条件。柏林大学将自由探索真理作为办学宗旨，给予教师完全的教的自由和学生充分的学的自由，师生在学术自由的天地里，探究文化科学的奥秘，发展自己的理智和道德。自柏林大学以后，教的自由和学的自由便成为大学教育的基本原则。
我国大学教育不自由，既缺乏教的自由，更缺乏学的自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受到来自多方面的限制，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经济方面的，还有来自学校管理方面的。除此之外，还有来自落后的教育理念的制约。正因为缺乏自由，所以我国大学教育缺少活力，更缺少激情，师生不是在兴趣的驱使下进行知识和智力活动，而是在完成不得不承担的一种任务；课程整齐划一，所谓的选修课成为教学自由的点缀；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死啃书本，教学内容千篇一律，缺少变化，缺少创新，难怪钱学森感叹：“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我国大学应当赋予教育充分的自由，让教育从各种外部和内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师生能够在一种宁静、宽容、开放、和谐的环境中，切磋学问，修养德行，发展智慧，提升境界。应当给予教师更多的教的自由，让教师在课程开设、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运用、教学活动组织等多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鼓励教师开展教学改革，为教师采用研究性教学方法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应当给予学生更多的学的自由空间，减少对学习的各种限制，消除从外部赋予学生学习的各种“功用”，使学习成为学生自己的意愿，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学科专业和课程，鼓励学生在学习中大胆探索，锻炼意志，磨砺品格，拓展认知，掌握学问之道。应当改革教育教学管理，改变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建立指导与服务体系，在指导与服务中体现和实现教育教学管理的价值，减少对教学的限制，为教师和学生及其教学活动营造一方自由的天地。
《科学时报》 (2010-2-23 B3 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