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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白：我决定回国的心路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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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神经科学家鲁白博文讲述作出海归回国这一决定的动机 |
2009年7月1日，当鲁白决定辞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神经发育研究室主任后回国定居，并出任中国葛兰素史克研发部副总裁时，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开始纷纷推测他在学术生涯顶峰时期作出这一重大转变的动机：工业界优厚的待遇？中年危机？……
鲁白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1985年在上海第一医科大学读硕士，1990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1990～1993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1993年至1995年底，出任美国罗氏公司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及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1996年到2009年，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儿童发育研究所神经发育研究室主任。十几年来，鲁白在大脑发育和精神健康领域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著名神经科学家。为什么要放弃已炉火纯青的学术研究去从事药物开发？为什么在海外生活几十年后要回到中国？
2010年2月5日，鲁白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题为《我决定回国的心路历程》的英文文章，讲述了自己作出人生中这一重大决定的动机。为了让更多的读者看到这篇文章，征得鲁白同意，本报全文翻译正式发表。
当我回到上海，开始在一家跨国公司的研发部门工作时，许多人问我：在学术生涯的顶峰时期，为什么会作出转向工业界这样一个如此之大的决定？为什么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后要回到中国？这个看起来似乎是非常私人的决定，激起了人们许多的好奇和兴趣，甚至在最近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一个学生也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一位老朋友曾经打赌说，公司不可能聘请到我，“因为鲁白是一个铁杆的学院派人物”；许多同仁则表示了遗憾：科学界失去了一位很有潜力的科学家和虔诚的信徒；在我社交圈之外的人则猜测着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公司慷慨的工资和福利，诱惑我离开了并不富裕的学术界；部分所谓的知情人士则相信，这是解决我个人困境的一种方式。
我无意为自己的动机辩护，但回顾一下我在作出这一重要决定时的心路历程，也许可以触动一些人的思考。
在进入生命中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后，许多成功人士会经历中年危机，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中年危机表现在：离婚率升高，一些人离开了看似非常成功的事业，放弃了相当舒适的生活，开始做一些富有挑战性的甚至是自己从未做过的事情。追求新奇是科学家的一个基本特质。但对我来说，这些理由都太简单了！我作出这种决定是基于一些更重要的因素。
首先，是我在更高层次上追求我对科学的兴趣。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从事神经营养因子特别是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的研究。这种研究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一次是从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转向“临床转化”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一直以来，好奇心驱动着我探索BDNF调控神经发育和脑功能的机制；2003年，我与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IMH）的同事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报告BDNF基因的一种遗传变异如何改变了人的记忆功能。这项研究被美国《科学》杂志选为2003年度“十大科技突破”的第二名，也激发了我将对BDNF分泌的细胞机制的研究“转化”为对神经性或精神性疾病的认识研究的想法。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创立了“基因、认知和精神疾病”项目，我被任命为项目副主任。这个NIH有史以来最大的“临床转化”研究项目加速了我的这次转化。
之后，日复一日与第一流的临床科学家们打交道，我已经比较擅长将自己在细胞神经科学方面的知识和专长应用于疾病机理的揭示。现在已经很明确，BDNF与多种严重疾病相关，如帕金森氏症和抑郁症等。因此，我决定实现科学生涯的第二次转变：从“临床转化”研究转向“应用”研究，即药物开发的研究。我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利用自己在BDNF方面的知识和专长，开发出以BDNF为基础的药物，以治疗神经性或精神性疾病。然而，在学术界工作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我的挫折感日益增加。
研制药物的梦想可以追溯到我的研究生时期。在纽约康奈尔医学院的第一年里，我在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科学家手下工作。不久后，他辞去教授工作，创办了一家名为Regeneron的生物科技公司。如今，这家公司在生物技术界已是大名鼎鼎鼎、众所周知。让我着迷的是：一位科学家如何从一个新的科学想法开始制定商业计划、寻找天使基金、风险资本并推动股票上市集资（IPO），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招兵买马、延揽人才，组成一个非常高效的公司，从事药物研发。
后来，我遇见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一位对生物高科技颇有研究的教授，他建议我看一本书——《基因梦想：华尔街、学术界和冉冉升起的生物技术》。这本书描述了美国第一家生物技术公司Genetic Systems的兴起和衰落，故事复杂有趣，我因此得以纵览生物制药业的全貌，从而对这个令人着迷的行业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博士后训练结束后，我加入了罗氏公司分子生物学研究所。这是我学术职业生涯的开端。这个由制药业巨子罗氏集团所赞助的顶级研究所位于新泽西州的纳特利镇，与罗氏制药公司毗邻而居。通过与罗氏人的接触，我了解到，从靶标的鉴定、药物候选者的选择到临床试验，制药是一个异常复杂的事业。除了前沿的药物发现能力外，制药还需要医学化学、药物效应动力学、配方设计等知识，还需要同精通产业、商业、法律和金融的专业人士协同合作。通常情况下，一种新药的成功研发需要大约10亿美元的经费和10～12年左右的时间，而一个成功的药每年的利润收入也有近5亿～10亿美元。
研制出第一类新药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力是巨大的，它给科学家带来的满足感有时不亚于诺贝尔奖。对真正解决与医学疾病有关的问题的学术兴趣，和对应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和专长帮助患者的愿望，点燃了我新的理想和抱负，促使我在职业生涯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加入制药业。因此，当机会来临时，我自然而然地迎接了它。
作出这一决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希望发展自己的领导能力。一般来说，大多数科学家非常专一，对于其研究领域以外的事没有太大兴趣。而所谓领导者，则希望对一个组织机构以及社会有影响，并视该组织及部下的成功为自己的事业。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职业生涯的很早时期，我就对领袖的观念和领导能力的培养比较注意。罗氏公司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前所长辛迪·尤顿弗雷德（Sydney Udenfriend）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化学家，他曾就领导能力的话题与我有过一番讨论。他认为，人的一生中有为数不多的机会，可以跳跃式地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他说：“你必须准备好迈进下一个阶段，否则你就会错过成长的机会。几年后，你会发现自己与过去的同行已经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上了。”他还告诉我“彼特原理”：你应该向前看得远一些，但决不要一下子跳进自己现有能力之外的领域。他告诉我，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邀请他出任卫生部部长的职务，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那是超出自己当时能力之外的事业。
从1995年开始，我多次应邀帮助参与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包括制定科学机构的改革计划、招聘高级科学领导、创建新的科学机构等。我也曾参与国家的中长期科学和技术战略规划的讨论。少数几次，我发起和参与组织了一些项目、活动，如高登研讨会，海外学人评审自然科学基金，起草了重大改革的议案（建议书），等等。而大多数时候，我的角色是咨询顾问。在美国，从2003年起，我基本上每年都会被邀请担任科学领导职位，如大学的系主任、研究所所长，等等。我也经常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被置于一个需要处理危机或作出艰难决定的位置，我会做什么，怎么做？
一天，有一位领导对我说：“鲁白，如果要有真正的影响，你应该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做一个顾问，无论你的想法、建议有多好或多坏，你都不需要为之负责。但是，如果你是作出关键决定的人物之一，那么你就生活在这个结果之中。当你作出的决定改变了一个机构或帮助改善了许多人的人生时，你所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奖赏。”这句话对我产生了震撼。我相信我的人生已经走到了一个需要跃进的阶段了。我应当将自己的领导能力应用于实践。如今，我很高兴，一个规模适中的机构为我提供了一个学习和实践领导能力的非常好的机会。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回到中国，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做一些长期性的工作。除了情感和文化的理由之外，我还有一个强烈的诉求。中国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她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很可能将看到中国发展到她历史的巅峰，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毛泽东主席曾动情地描述：“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一天已经到来。每当我想到这些，我感到自己被一种超我的力量所驱动。
我无法想象，作为一名华夏子孙，我没有为祖国的繁荣贡献出自己的最好，或者没有成为这正在形成中的伟大历史的一部分。如果继续留在美国，我也许在科学上会有更深的造诣，并在个人事业上有更大的成就；而在中国，我会有更多的机会帮助别人。在中国建设现代化文明国家的今天，我能够更好地用自己的知识和专长，来推动中国科学及社会的进步。中国也将为我提供更大的舞台，展示和发展我的天赋与能力。想到我能帮助培育中国学生、营造科学的文化气氛，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发展，我感到非常激动。（鲁白现为中国葛兰素史克公司副总裁 王丹红/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