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酷爱体育运动的施一公在普林斯顿执教时，与妻子在费蒙特滑雪。
“温总理，您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中国大师级人才求贤若渴的心情。但是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就不可能培养世界一流的人才，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应该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1月26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听取科教文卫体界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教育界代表施一公开门见山。
施一公，这位世界顶尖结构生物学家，有着这样的“传奇”履历：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2003年成为该校分子生物学系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2007年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2008年2月，他放弃了在普林斯顿的高薪与荣誉，全职回归母校清华，出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被众多媒体誉为华人归国科学家的旗帜性人物，由此引发的“施一公效应”，吸引了更多海外科学家回国效力。
今年2月，这位被形容为史上放弃国外待遇最多的科学家正式归国两年。对他来说，这两年很漫长，因为无论是高端的学术地位、坚毅的归国举动为他赢得赞誉不断，还是被高度关注与大胆言论为他招致质疑与批评，他都始料未及。但是，似乎一切都不能阻挡这位脾气倔强的年轻科学家。两年，变化的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影响，不变的是他昂扬的激情和清华BBS上学生对他的“大牛”称号。
施一公：“大牛”科学家的舍与得
“恨不得把时间掰开来用。”坐在正对实验室的办公室里，着浅色衬衫、黑色马甲、白色长裤，一身典型学者打扮的施一公，没等讲完手机，又不得不拿起办公桌上铃铃作响的座机电话。
办公室不大。桌上堆着专业书籍、成摞的科研论文，还有一把剃须刀。墙壁白板上画着的分子结构图旁，龙凤胎儿女的照片和两个孩子画的油彩画格外显眼。
谈起正在为《科学》杂志撰写的年度总结文章及实验室取得的最新研究进展，施一公挺直腰板，身体略微前倾，语速飞快，时而打个手势。谈起放弃美国高薪工作跟随她回国的妻子与一双儿女，他则神情温和，语调平缓，身体不自觉地靠向椅背。
“科学家也是人，有七情六欲，有缺点，有毛病。我不想被媒体标榜得太高。”施一公说。
然而，无论这位年轻科学家怎样强调不希望别人把他放上“神坛”，不希望被过多关注，美国《纽约时报》还是于今年1月6日以《对抗趋势：中国吸引海外科学家归国》为题又一次报道了他：“施一公和其他顶尖科学家的回归是一种信号，中国在拉近和发达国家科技鸿沟的时间上，比许多专家预期得要快。”
显然，这位被赋予了“代表”、“信号”、“变革”等意义的年轻科学家，其成果与言论已经无法完全代表其个人。
“人活一口气”成就学术牛人
“三个在膜蛋白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膜转运蛋白和离子通道方面引起国际关注，其中两篇论文发表在《自然》上，一篇论文发表在《科学》上。”说起团队去年取得的科研成果，施一公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与自豪。回国两年即取得了“超过在普林斯顿鼎盛时期”的成果，施一公此前绝没有想到。
“也许，我们这个团队所作的研究，现在在老百姓看来意义并不很大，但是10年后、20年后，很有可能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施一公强调，“很多尖端药物的研发都依靠我们这样的基础科研，但基础科研的转化需要时间，绝不能急躁。”
说到这，施一公忽然想起他忘了吃每日必服的高血压药。“在美国读博打工时累出了高血压。”他从包里拿出一个药盒说，“这个药就是以结构生物学的研究为基础研发出来的。”
施一公提到的“结构生物学”，是他成为国际知名科学家的学术阵地。
“简单地说，结构生物学就是通过分子结构的测定理解基本生命现象，了解基本生命结构，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施一公说，“它是现代生命科学的奠基学科之一。”
其实，对于生命科学的热爱，施一公很慢热。因此，能在这一科学领域驰骋纵横，学生时代的他没有想到过。
1967年，施一公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聪颖过人，在父亲的影响下，对数学和物理产生了浓厚兴趣。“恢复高考那一年，父亲在地上画XYZ，给哥哥姐姐讲解方程式”的情景，施一公至今难忘。1985年，在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中毕业时，因在全国高中数学和物理竞赛中分别获一、二等奖，他获得了保送资格。
施一公最初想读北大物理系，他认为“那是最聪明的人的选择”。然而，当清华大学的招生老师向他形容“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时，他觉得这个学科“听起来很牛”，加之他一向敬仰的父亲机械专业出身，对清华有感情。施一公最终选择了清华，成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
虽然对生命科学并不了解，但从小就是尖子生的施一公还是自信满满。“没想到，刚一入校就感觉很崩溃。”他发觉“身边优秀的人太多了”。“他们说起术语一套一套的，我还没听懂老师讲什么时，就有同学问下一个环节的知识点了。我觉得自己没有前途，会一事无成。”施一公至今难忘当年的沮丧。
然而，“人活一口气”。在家庭的影响下，从小就想当工程师或科学家的施一公，在学习上十分好强。“我是从河南驻马店走出来的，一直无法忘记小学老师对我说，要给驻马店人争光。儿时好友曾经送给我一句话——‘希望我能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少年时代的同窗’，我现在想起来还很激动。”正因为这样，施一公告诉自己一定要争气。虽然，他大学期间并不确信自己今后会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他仍然在1989年以生物系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还以优良成绩修完了数学系双学士学位的所有课程。在清华期间，喜爱体育锻炼的他，是清华大学田径队的主力队员，曾经创造了学校的万米竞走纪录。
1990年初，施一公获全额奖学金，赴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
刚到美国的施一公又受挫了，兴趣不定影响了他的科研，读博的前两年，他总是想转到计算机系，学校甚至一度想停止为他提供奖学金。不服输的施一公憋着一口气，努力背单词、做实验，甚至在日记里写道：“有什么了不起，老子是清华的！”终于，他慢慢进入了状态。一次，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自认发现了一个生物物理学中的重大理论突破，激动地向学生们演示，施一公当场指出导师在某个演算环节中的漏误。从此，导师对他刮目相看。1995年，施一公获博士学位，导师破例公开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学生”。
次年，施一公到纽约史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结构生物学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此间，他终于认定“细胞凋亡”才是自己喜欢的研究方向，虽然这一方向与他博士后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不同。1997年4月，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他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1998年初，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开始了对细胞凋亡机理的研究。
2003年，由于探究神秘的抑制“细胞凋亡抑制因子”的蛋白SMAC，对破解致癌原因这一生命科学之谜作出了突出贡献，施一公被国际蛋白质学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华裔学者。当年，施一公36岁。2005年，他当选为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主席。
施一公在普林斯顿的执教前景也一片光明——2001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2003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4年后，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职位——终身讲席教授。
这位势头猛劲的年轻科学家，不仅在普林斯顿大学春风得意，还从2000年起，成为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密歇根等10多所美国顶尖大学争抢的对象。
为了留住施一公，普林斯顿给他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实验室面积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40多位正教授中最大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
在比美国历史还要悠久的学术殿堂普林斯顿，施一公登上了巅峰。
“大牛”归来不是一个传说
“施一公要回来啦！”从2006年起，清华大学就流传着这样的“爆炸性消息”。
“就科研环境来讲，国内大学无法与普林斯顿比肩。国内学术圈的规则，也往往让海外学者无法再适应。”这是很多海外学者的共识。
何况，那时的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如日中天：除学校给予他稳定的资金支持外，他申请了11次美国国家基金，10次中标。一个基金会也在资助他的科研，一些美国的大公司还与他合作支持他的科研。仅凭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5个独立科研基金就可以一直支持实验室到2012年……他在美国的生活也很优越：学校资助他购买了独栋花园别墅，同是清华毕业的妻子在国际制药大公司工作，一对龙凤胎儿女享受着快乐的美式幼儿园教育……
会不会只是个传说？很多人不敢相信。
2007年4月，施一公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正式开张，施一公归来终于“板上钉钉”。
“作出回国的决定，只用了一个晚上。”他说。
2006年5月，施一公回国参加4年一次的中国生物物理学年会。其间，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找到他说：“清华急需人才，希望一公回国。”当晚，施一公就在电话里得到了远隔重洋的妻子的支持。第二天，他告诉陈希：“我愿意全职回清华工作，但我在普林斯顿尚有20名科研人员的实验室，需要一个过渡期。”就这样，施一公作出了轰动国际生命科学界的决定。
2006年6月，施一公迅速进入了过渡期，向普林斯顿校长提出回国。校长劝施一公不必全职回国：“暑假有3个月，平时你还可以回国两个月，什么事情5个月还做不完？”“我认为，全职回国对普林斯顿和清华的贡献比我全职在普林斯顿更大。”施一公委婉拒绝。
2008年底，施一公再次走进了曾让他事业起飞的普林斯顿，这一次，他是来告别的——正式辞掉了普林斯顿终身讲席教授一职。
“很多人认为我错了，认为我疯了。连我在美国的亲戚们都觉得我脑筋有问题。”施一公笑说。
普林斯顿物理系的一位教授，在香港意外邂逅施一公时，用了两个小时，滔滔不绝地向他阐释“你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施一公一位很要好的学术界朋友在一次聚会中对他说：“一公，你现在豪情万丈，肯定用不了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颜色。”
“我的意志很坚定，国内学术界的潜规则改变不了我几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两年后不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如果改了，我会觉得很悲哀！我会问自己：回来干什么？！”施一公回应。
施一公的坚决反响巨大，国内主流媒体纷纷大力报道，一些媒体称他归国的意义不亚于当年钱学森、郭永怀的回归。与此同时，正值西方国家开始关注中国每年飞涨的科研经费与中国对海外高层人才的招揽趋势，施一公引起了众多国外媒体的关注。《纽约时报》用“震惊”一词形容施一公回国。
在海外的华人科学家中，施一公的归国举动也迅速引起轰动。
“施一公这种大师级的人物能够放弃美国优厚的科研环境，回国创业，可谓海外华人的典范。”国际知名神经科学家鲁白这样评价。
“在美国的华人科学界，通常存在这样一个疑问，像施一公这种级别的人回国，能否适应中国的人文环境与科研制度。因为中美在科研体制方面，比如基金的评审和申请等方面都存在相当的不同。施一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美国杜克大学药理系教授王小凡说。
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陈吉宁如此评价施一公的归国举动：“会带动大批一流的海外华人科学家回国工作。中国大学的教授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已经开始需要一大批国际性的大师级人物来领衔。”
这种现象，被媒体称为“施一公效应”。
困难与挫折无法浇熄满腔热忱
回国之后的施一公，想大干一场。
“比我在普林斯顿时玩命多了。”施一公说。刚回国时，他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会亮到夜里两三点，大年初一都会出现在办公室。他将自己的睡眠时间缩短到平均每天不到6小时。虽然清华附近有很多他喜欢的餐厅，让他胃口极好，睡眠的减少还是使他看上去很瘦。
体力上的辛苦并不影响施一公在精神上生龙活虎，在清华的每一天他都很激动。然而，网上出现了一些批评他的声音，让他一度有些烦恼。
“他是回来捞钱的。”“他有着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他想带回自己的学术亲信。”
对于这些批评，施一公曾感到伤心且难以理解。“回国就是出于一种特别朴素的感情，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施一公坦言，刚到美国时，他没有想过一定要回国。1987年，令他深深敬仰的父亲遭遇车祸，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去世，因此怀有不满情绪的他当时对祖国没有什么留恋。然而，到美国后，他遭受了一系列更大的刺激：参加聚会时，有些中国人支支吾吾不愿说自己是中国人；办签证时，中国人不仅签证费高，还总被查户口似地盘问；过境时，外国人把护照晃一下就可以了，而拿中国护照的人，常常被移民官严格地翻包。更为过分的是，美国主流媒体经常出现妖魔化中国的报道，这让他感到“很憋屈、很气愤”。
“那时我就想，有一天，我一定会回国！”施一公说，“况且，中国还有很多东西亟待改进，从科技体制和基金评审到大学教学和科研水平，相对于美国一流大学还有相当差距，比较起在美国，我觉得我回来以后可以有更大的作为，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很重要。”
2008年8月，网上又有人质疑施一公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外籍）不符合程序规定，质疑他的全职身份。施一公又一次成为舆论焦点。
“在普林斯顿，上至校长，下至系主任，从我实验室的博士生到博士后，都知道我即将辞职，实验室会逐渐关掉。事实上，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早已进入离职的过渡期，只有清华大学一个固定职位。”提及此事，施一公仍感不平，“我夫人当时还在美国，她从美国同事那里听说我在网上遭到攻击，不愿意回国了，我又劝了大半年，她才同意回来。如果说我有什么感到愧疚的，只觉得对不起放弃工作的妻子和我在普林斯顿的学生。”
“我有话憋不住，国内很多现象都很邪乎。”即使遭遇攻击，施一公也经常面对媒体表达自己对国内学术状况的不满：“一些学者利用自己的名望，在与自己无关的科研成果中挂名。不诚实比巨大的科学错误更可耻。”“有的教授带了很多研究生，但忙于各种非学术类事务，根本没时间指导学生。”“国内大学和国外大学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国外的行政是服务学术的，教授发言权很大；但在国内，行政对学术的控制太多。”尖锐的言论又给他带来过一些麻烦。
如今，对于遭遇的一些质疑，施一公已经能够理性理解：“或许是被关注得太多了，或许是倡导改革动了一些人的奶酪。确实也有一些海归学者没有坚持自己在美国的学术操守。”但是，从感性出发，他仍感不平的是：“想干一些实事，怀着满腔热忱，为什么会招来这些不明不白的非议？”
施一公想，那就用事实来证明。
“施一公效应”助建科研“理想国”
“传说，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听说得奖时很惊讶。在我看来，那只是传说，很多科学家都是冲着这个奖项去的。这没什么不好，人就是要有志向、有理想。”施一公说。
施一公的归国理想是：第一，从事教育，影响一批年轻人；第二，在清华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结构生物学中心、一个世界一流的高级人才培养和尖端生命科学研究基地，与大家一起努力发展中国的生命科学和基础医学研究；第三，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推动我国科教体制的改善。
在他看来，对人的培养是“第一要务”。
“普林斯顿是美国最适合作研究的地方，如果只从科研角度出发，我没有必要回清华，我回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育人在育心。”施一公说，“现在的大学生缺乏理想，缺乏一种任何情况都不会放弃的东西，这让我很担忧。”
于是，除了亲自对实验室里的每位研究生作系统指导，把实验室里的十数名学生培养成成熟、练达的科研人员，这位尽量找各种理由推掉很多行政会议、项目评审和公众活动的科学家，出现在了一些面向大学生的讲座中。
“在生活中可以知足常乐，在科研和事业上永远不可以。”“不要磨光了自己的棱角，我不相信没有棱角的人会作出好的科研。”“作科研一定要敢于批判，我的观点都是主观的，供你们批判。”这样的话语，经常会伴随他讲述的人生经历跳出来，引来学生阵阵掌声。“我还想给清华的本科生开思想政治课。”施一公说。
除了把时间花在他最钟情的科研上，其他时间施一公大多忙于“招兵买马”。2008年至2009年间，在面试了60多位教授、副教授候选人后，22位充满活力并极具学术能力的科研者加入了清华团队，已经15人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在未来5至10年中，清华计划在生物医学科学领域聘请110至130位独立的实验室负责人。谈及此，施一公豪情万丈。
“有了好的人才，一定要为人才建设好的学术环境，以教学和科研为主。”施一公说。为此，从2007年起，施一公便开始筹划生命科学学院的人事制度改革：一边理顺与明确院系行政领导的权责，减少学院领导在行政事务上的重复劳作，一边计划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教授终身制评价体系，采用终身教职系列、实验教学系列、科研系列、教育职员系列，不受其他制度制约。“改革方案已提交学校领导，过了这个坎儿，学院的科研建设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产生连锁反应。”施一公说。
与此同时，施一公与他的团队开始进行教学改革。除了为本科生减免学分，加强学生自主性，还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与北大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整合资源，创建了一个联合的研究生项目。近百位参与该项目的教授，将选择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进行模块教学。
对于更加长远的目标，施一公毫不讳言：“今后10年内，每年都会有一些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成就，每两三年可以有在科学史上具一定地位的成就出现在清华。在清华生命科学学院，创制一个适合人才发展的管理模式，而在这里尝试的软机制，也可以在中国其他地方被复制。”
除了创建他和团队成员心中的科研“理想国”，有一件事情施一公绝不会限制自己的时间——“与信任的同事共同为政府部门提供实质性的政策建议”。2008年5月，施一公被邀请到中南海向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其他高层官员讨论中国科技的未来。教育部曾多次就相关事件征求他的意见，统战部将他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海归院长饶毅的报告传达到高层中央领导，中组部在引进海外科学家方面倾听了他们的建议。
另一项让他不遗余力的工作，就是最大化“施一公效应”。2009年岁末，拟作为特邀报告人赴美国圣地亚哥出席华人生物学家大会的施一公，因故无法出席。他将一封“致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长信发给了协会成员王小凡和利民，信末写道：“最好的支持是以你们在美国坚守的职业道德标准为中国服务。”
如今，虽然每天还是十分忙碌，但施一公对国内的生活已经很适应。最让他欣喜的是，去年6月，他迎来了归国的妻子与一双儿女，科研也走入正轨。
偶尔，他会想起这样一个场景：2009年10月5日，他在国庆观礼后飞至位于美国纽约长岛的冷泉港开会，会前顺访普林斯顿，住进小镇的一家旅馆里。“343”，他惊诧地看着这个房间号，历史竟如此巧合。12年前，摩拳擦掌地准备到普林斯顿面试的他，就是住在这个旅馆的“343”房间。12年后，他已卖掉了在普林斯顿的房子，回到祖国实现理想。
每当想起这个情景，施一公就会更加清醒：“美国梦”已经成为过去，“中国梦”是他的未来。
【对话】
做正直的人 做诚实的学问
记者：在很多人眼中，你是海归科学家的典范。
施一公：每个科学家回国服务都有自己的理由，不能说谁是典范。我反复强调，我在努力工作、尽职尽责，但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是一心只为公，也不是大公无私。不要把所有的科学家都想象得十全十美，这样会让一些年轻人觉得科学家高不可攀，进而失去对科学的兴趣。科学是高尚的，科学家并不一定都是高尚的。
记者：也有一些人批评你回国的动机不纯。
施一公：无论别人怎么说，都不会改变我回国的目标：培养一批有大志、敢担当的年轻人，改进、改善我们的教育科研环境。我可以豪不谦虚地说，在物质条件方面，我放弃了很多。只是，在美国我能想象到20年后的生活，也许还在做科研，也许已经在某大学担当重任，但这些离我的目标太远，不能成为我全部的追求。回国有强烈的归属感，我觉得回国能做得更有价值。如果这样就被称为回国动机不纯，我无话可说。
记者：怎样看待学生称呼你“大牛”？
施一公：我希望多接触学生，希望学生了解真实的我，学生可以批判我，我的缺点毛病很多，爱发脾气，好顶撞，有过做错的地方。
记者：怎样理解“施一公效应”？
施一公：这是对我的鼓励，我当然希望影响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客观上我也带动了一些人回国。改善国内科研环境的事情我从回国第一天就在努力做了。但是，我觉得效果还不够明显。
记者：如果给学生上思政课，想讲什么？
施一公：一半个人经历，一半国际形势，足矣。不讲理论！
记者：有人说，你是美国国籍，凭什么给学生讲思政课、讲爱国主义。
施一公：是爱国主义，又不是爱国籍主义。如果非要凭国籍，那杨振宁和李政道也不能讲了。我在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叫《我是河南人》，有人说，你是美国人，不是河南人。乡情怎么能因为国籍而改变呢？！
记者：似乎你的一举一动都很受关注，有人说，施一公回来变了，会敬酒了。你觉得这两年自己变了吗？
施一公：脾气比过去好点了，有时候知道压一压火。但是，我还是比较容易冲动。对于来自同事朋友和外界的善意批评，我会很在意；但是对于一些无理指责甚至人身攻击，我已经学会了置之不理。我觉得我是个简单而正直的人，我会去适当地适应这个社会，但是我不会失去自我，更不会失去我信奉的价值。我还是喜欢抱怨一些事情，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抱怨就坏了，我觉得敢说本身就是在做有意义的事，能说到症结之处，无论是可以启蒙大众也好，还是推动体制改善也好，都有积极作用。
记者：你说不想被行政事务捆住手脚，为什么还要做学院领导？
施一公：不做院长的话，很多事情就不能做了，比如人事改革、教学改革等，无法实现我最初的想法。
记者：现在还有人攻击你吗？
施一公：比以前少多了。但总有个别人，无论我干什么，都会恶意地揣度我。有时我天真地想，如果这些人能形影不离地跟着我在清华干上几天，就不会骂我了。原因很简单，他们会受不了这么大强度的工作，也会了解我为什么没有时间理睬他们的无聊。也有人因为我推行改革而批评我，我的朋友善意地劝我说，一公，不要干得功过相抵了，那还不如不干。可是我认为，功过相抵没有什么不好，改革也许会做错，但是不改会更错，会失去历史赋予我们的时机。我不怕别人批评，甚至欢迎批评，因为这样可以让我把事情做得更稳妥一些。
记者：给回国后做事的效果打多少分，给自己的努力打多少分？
施一公：做事的效果打80分，真的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差的20分还需要时间。给自己的努力打分是优良，比80分高。很多事情明知道是对的，但是做不下去，因为现行的体制和机制与应该倡导的理念还有很大的距离。
记者：对自己和学生有何希望？
施一公：做正直的人，做诚实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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