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由复旦大学生、校友和校外人员组成的探险队，在黄山登山探险时迷路报警，民警张宁海在搜寻归来途中牺牲。随后，有媒体和公众质疑队员对民警牺牲过于冷漠。网络上对登山队进行了道德上的质疑，并陆续爆出“复旦媒体公关”等各种言论，质疑升级，被称为“黄山门”。
处于漩涡中的18人，在被救下山后做了什么？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心理过程？他们怎样面对这样的舆论和谴责？12月19日，记者对话这次参与探险的领队。
侯盼
登黄山探险队的召集人，复旦大学2009年硕士毕业生，18人的领队。
“黄山门”事件发生后，他遭到人肉搜索，收到各种谩骂的短信和电话。他作为18个人的代表，接受媒体的采访。
【对话人物】
“下意识希望没有人死去”
新京报：登山遇险，参与救援的民警牺牲，然后你们的一些表现遭到指责，经过这几天的争议，心情是否平复了一点？
侯盼：好一点了，现在就是希望把二老（牺牲民警张宁海的父母）的事情做好。
新京报：这段时间对你还有队友，应该都是一种煎熬，你的心理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侯盼：从黄山回来当时是星期一（12月13日）凌晨两点钟，一直到星期三晚上，我没有合过眼。刚回到上海时，当时听取心理治疗师的意见，尽量不去想事情发生时的情形。
新京报：没有合过眼，你当时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侯盼：作为领队，我和压队（跟在队伍后面保护或监督）小唐当时做得更多的是总结技术的问题。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到底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报警是否应该，这些问题。当时想到的多是活人的教训，而没有去想一个生命的消失。
我们会有一些心理暗示，刻意去回避有一位民警为我们牺牲的事实。主观上不敢去想，不敢去谈。别人说我们一声不吱，很冷漠，我承认我和压队小唐态度有些问题。
新京报：你说态度有问题，不敢去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侯盼：一个就是我们回到学校，为我们做心理辅导的老师，让我们暂时不要去想这个事情，平静一下。另外，我想我们也是不敢面对生命消失的事实。
新京报：为什么会不敢面对？
侯盼：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我们而失去了。我们当时还不敢承担起这个责任，总觉得下意识地希望没有人死去。
新京报：什么时候才真正意识到，一个人的生命失去的问题？
侯盼：星期三晚上，我接到了张宁海家属的电话。我当时说，家属这边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一定办到。他们的态度非常宽容，希望我们压力不要太大。他们只想知道宁海去世的一些细节，宁海当时是走在哪里，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情况下失足，有没有喊，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
就是这些问题，突然我一下子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我真切地意识到一个生命就这样消失了，我从不敢去想，一下子就爆发了。
我觉得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意识到了生命的问题。我开始反思，开始忏悔，开始想怎样去对二老做点事情。
新京报：从那时候开始愿意去面对这件事？
侯盼：我后来去参加了张宁海的追悼会。在现场，我见到了张宁海的妈妈，我说，“我们18个人都是您的子女，您是我们的妈妈”。张宁海的妈妈当时已经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但她还是用脸贴了贴我的脸，把我拉起来。
出了追悼会现场，我们开始面对媒体采访。一个生命因为我们而失去了，我们需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我拒绝了几家媒体的采访，因为我对他们的失实报道非常不满。
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意识到没必要苛责媒体把我们的冷漠和英雄进行对比。如果说，这种对比能够教育大家不做我们，而学习英雄事迹，能化解点社会上的戾气，我觉得可以接受。而且关于学生的教育的缺失和责任的承担，这些也可以更好地教育人。
“我们要做的是行动而非辩解”
新京报：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登山路线？
侯盼：因为这是一条成熟路线。而且去年，我们的朋友带28个人在有向导的情况下走过。对于我考虑不周的地方，我想等事后的事故报告吧。
新京报：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求救的？
侯盼：我们当时是一个集体决定的求援，因为当时已经被困住了。
新京报：大家都想知道，张宁海出事时的情形。
侯盼：当时张宁海出事时候的细节，我现在不想讲，不想再引起什么误解。我想过些日子，事故报告出来之后，会有一个更明确的说法。
新京报：知道有警察掉下去，你们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侯盼：因为开始不知道是谁，我立即让队员报数确认身份。后来知道是一位警察遇难，我头脑里一片空白。我和知道情况的队友一直在雨里沉默，直到天亮。还有一些队友在后面，不知道确切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