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获得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懋章，多年来严格恪守自己提出的“署名三原则”：没有参与的科学研究成果和论文决不署名，合作的论文不亲自审核校对不署名，学生的论文和实验不亲自验证不署名。在学术界，像陈懋章教授这样明确提出“署名原则”的学者也许并不很多，但我们坚信，坚守不乱署名原则、信守学术道德的学者还是占绝大多数的。这是60年来中国学术在曲折、波动中走向初步繁荣的重要保障条件，也是未来中国学术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
近年来被揭露出来的学术不端行为中，不当署名、搭车署名的个案屡见不鲜。一些没有提供研究思路、没有参与实际研究过程的学术带头人或研究机构负责人，其名字不仅出现在论文作者的行列中，而且经常出现在第一作者这个显赫位置上。由于论文署名与实际工作贡献名实不符，在学术会议上竟出现了论文第一作者面对提问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的尴尬场面。这种状况姑且称之为“论文署名乱象”，那些没有实际贡献的作者则称之为“假作者”。
论文署名乱象，是由于一些人热衷于论文署名权、不择手段地追求论文数量产生的，而其思想根源则是追逐署名后面的各种实际利益，如晋级提职、申报项目、评优报奖等。说到名和利，笔者想到了几十年前的求学时代，那时人们在强势舆论的裹挟下口诛笔伐所谓的名利思想，弄得谁都不敢有当作家、科学家的理想。其实，对于名和利也应该作辩证的分析。在不损公、不损人的前提下，人们可以在诚实劳动中求名求利、成名成家，改善自身的生存状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学术工作者如果过度看重和崇尚名利，就可能弄虚作假、投机钻营，成为图虚名、逐实利的假作者。
整饬论文署名乱象，套用一个熟悉的说法，需要多方努力、综合治理。所谓综合，就是要有多条途径、多种措施。笔者以为，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很重要，而加强自律也不能忽视。诚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一个严于自律的人，不会为名缰利锁所羁绊，不会去做少劳多得或不劳而获、仗势欺人或巧取豪夺的事情。
学术界的自律教育，在不忽视说教的同时，更应强调身教的特殊作用。“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中国生物化学家邹承鲁1948年至1951年在剑桥大学师从凯林（D. Keilin）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他完成的第一篇论文，研究目标和基本思路均来自凯林。当邹承鲁将几经修改的论文完成稿交给指导教师审阅时，凯林看到自己的姓名被放在第一作者的位置上，提笔就将D. Keilin这几个字母划掉。他鼓励邹承鲁独立地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这篇论文。邹承鲁成为学术带头人之后，一直按照“凯林原则”对待署名问题，坚决反对没作贡献却要留名的做法。被国家、民族寄予厚望的中国学术界，需要大批像邹承鲁、陈懋章这样既有重要学术贡献又有高尚学术道德的名师、良师，需要他们的言传身教，需要他们的标杆效应和榜样作用。
学术界的自律教育，重在增强学术工作者抵御各种诱惑的“定力”。有人说，社会越发达，人所面临的诱惑就越多。在纷至沓来的重重诱惑面前，没有定力的人会心迷眼花、脚步踉跄，甚至追名逐利、欲壑难填。学术工作者的定力，归根到底来自于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源于日累月积的品德修为、人生修炼。学界中人要有自觉的自我修炼意识，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严格要求自己，树立“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观念，不走“捷径”、不坐“蹭车”、不乱伸手，坚决不做有损人格、有辱斯文的求名逐利之事。（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