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语境下的高等教育与合作：建设一个全球的公民社会》报告，令笔者印象深刻的地方之一在于，它在不同的地方，数次提到中国。比如，《报告》在谈到高等教育的未来时称：“在中国，当下高等教育的大变革……使得美国1950年代与欧洲1970年代的教育改革相形见绌。”它在谈到当前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增长的竞争时说：“虽然纽黑文和伦敦还不会很快被上海或者首尔所替代，但他们已经开始感受到了那份热度。”

 

这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中国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家都承认，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别是中国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改革与发展乃至对中国的文明与进步，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和事实可以加以说明和证明，但笔者认为，在我们为此骄傲的同时，也应该作进一步的反思。

 

首先，应该认真总结现状。我们都能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校是非常重视与国际进行学术交流的。到目前为止，各种层次、各种名目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很多，从国家级到各省市再到各高校，可谓应有尽有，但给人印象深刻、产生恒久影响的项目又有多少呢？30年了，哪些项目又产生了怎样的积极影响？这些都值得总结和深思。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我们在很多高校的网页上都能看到，很多大学特别是著名的大学，都与国外数十家乃至数百家大学建立了合作联系，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结果是什么？很多写的是：“每年到我校访问的外宾超过xxx人次，xxx年以来，有xxx位诺贝尔奖得主、知名专家乃至有xxx位国家首脑到我校访问并发表演讲。”或者写：“学校积极参加、组织并承办国际会议，与全球知名高校和学术机构交流教学理念和管理经验。同时，每年出访交流的教员和学生超过xxx人次。”这样的数据很好，笔者也相信，各个大学实际所做的要比这样的宣传多得多，但是不是仅此就够了？30年了，我们是否应该有一些比较稳定、在学术界有良好声誉、类似于当今美国的富布莱特的项目呢？

 

其次，应该认真反思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目的与使命，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在中国的国力与经济实力迅猛增长的时候，在世界格局更加多元、也更需要合作与交流的时候，更应该深刻思考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新形式与新使命。包括我们为什么要派出？要怎样派出？与此同时，更要研究如何发挥留学生、留学学者的作用（无论他们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笔者记得几年前在媒体上有争论，我国一些著名高校由于要改革教室——建立像美国那样的研讨班的教室——还专门派出人员到美国耶鲁大学去考察。当时就有人质疑：难道派出的留学生与留学学者，就没有人注意到国外的教室是怎么设置的吗？何须派人去考察？如何充分发挥留学人员的作用，在当今中国高校乃至中国社会，仍然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再次，应该将各种项目制定得更具操作性。我们都知道，国家对国际交流与合作非常支持。从2007年1月起，在高校设立了“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重点依靠“985工程”建设高校进行选拔。该项目意图非常好，但从实施的情况看，有些规则操作性不强，甚至不具有操作性，或者在操作过程当中有难以解决的问题，致使在一些高校效果不理想。比如，其中有一条规定就是国内外不接轨。该项目称：“申请时为应届本科毕业生，或在读硕士生或博士一年级学生；需提交国外院校的入学通知书、免学费或获得学费资助证明；入学时间原则上为申请当年。”以及“由所在学校统一安排候选人于每年的2月20日至3月20日登录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网上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收取申请材料”等等。我们尚且不说有多少本科毕业生（抑或其他条件者）能够拿到国外高水平大学免学费或者学费资助证明的录取通知，单单说这申报时间就制定得不合理。像美国的大学，一般都是头年9、10月份开始申请，到第二年4、5月份才能获得通知。那么，如果在4、5月份拿到国外大学通知时，这已经过了2月20日至3月20日的报名时间了。因此，对于相应的规定，应该在调研的基础上更加符合实际、更具操作性才对。

 

最后，在我们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项目中，高校的教师与学生无疑是最大的受惠者。但同时，留学的教师与学生都同样有各自的问题。就教师而言，从目前国家和各个学校资助教师学习的力度来说还很不够，尚不能使中国的学者在国外静心学习。而就学生而言，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很多学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项目都是由学生自费的，而这让很多想到国外留学但因家境贫困或者没有经费资助的优秀学生断了念想。这一点，值得有关部门的重视。

 

中国的未来需要更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需要更多的留学人员，笔者深信，留学生与留学学者们的国际经验，将对中国未来的高等教育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科学时报》 (2009-8-11 B3 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