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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脱离学术：根治高校行政化的一剂良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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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权与学术权需彻底分离；让学术委员会真正拥有权力 |
有时候简直是明抢，我的课题我自己不能当主持人，而是由领导来当，我变成了打工的，做出来的成绩自然也是领导的。”东北某大学的一位教授不无气愤地抱怨。
已经在北京某高校从事人文社科类科研工作3年的薛老师，有着相似的经历。
她说：“我现在就是这样啊，一个刚刚工作的老师，申请课题只能由领导来牵头，自己做的工作，却算在领导的头上。
图/孙涛 摄
6月28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正式挂牌成立，由此在全国高校拉开了学部制改革的帷幕。在新建立的学部中，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人员，不能再担任学术机构的职务。
6月中旬，吉林大学就在校内新闻网上公布了该校新的《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其中规定，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担任各级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实现了行政管理与学术决策的相对分离。有意思的是，在时隔近一个月的7月初，此《章程》才见诸公共媒体。
虽然相对于事件发生前后顺序，吉林大学相关消息的步伐实在有些缓慢，但这不妨碍它与北京师范大学的改革一起引起广泛的关注——不管是行政与学术的分离，还是大部制的改革，均触动了大学行政化这根敏感的神经。
不少舆论认为，这两则消息表明，高校已经开始试图遏制大学行政化持续增强的趋势，在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迈出了令人欣慰的重要一步。
但是，大学行政化的问题是否会因行政管理与学术决策的分离迎刃而解？这样“重要”的一步是否指明了高校体制改革的方向？
行政力量无孔不入
记者曾经采访过东北某大学的一位教授，他目前领衔的实验室在海洋水处理领域已经做到世界领先的地位，但他还是不无气愤地抱怨：不管是自己刚从事科研工作的从前，还是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的现在，那些具有行政职务的“领导”，对他学术资源的侵占甚至是霸占，都让他难以承受。
“有时候简直是明抢，我的课题我自己不能当主持人，而是由领导来当，我变成了打工的，做出来的成绩自然也是领导的。”他说。
已经在北京某高校从事人文社科类科研工作3年的薛老师，有着相似的经历。
“我现在就是这样啊，一个刚刚工作的老师，申请课题只能由领导来牵头，自己做的工作，却算在领导的头上。”薛老师说。
工作3年来，薛老师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事，心中的不平也已变成了无奈，从校领导到各处的管理者，绝大部分既有行政职务又有学术职称，本是针对老师们的各种评审、评奖、课题申请，多少都要经过这些人的手。
薛老师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3年来，她一直申请参加学校一项以培养中青年教师骨干为目标的人才计划，却一直未获批准，而那些获得批准的教师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具有行政职务的教师，或者干脆是行政工作人员。
“这就是行政力量与教师争夺学术资源的一种具体表现。”薛老师说。
目前，高校中的行政岗位上有不少所谓的“双肩挑”人员，不但要有行政职务，还要有一定级别的学术职称，这些“双肩挑”人员通常是学校行政管理岗位的骨干，学校本意也是以这些人员来提高学校管理水平，但这也造成了一个负面结果——行政人员既要拥有行政力量和资源，还需要学术方面的“建树”来丰富自己的资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很“硬”。
此外，在高校教师中间，也流行“学而优则仕”。科研和教学工作突出的教师要担任行政职务，这些通常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学术研究的领导，却更有条件获取更多的学术资源。损失最大的，是那些真正需要资源的普通教师。
“我们都知道做学问的辛苦，一天24小时是非常有限的，能看几本书，写多少文章呢？那些领导每天从事行政工作，平时还有很多应酬，哪里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还说要搞学术，搞笑还差不多。”薛老师坦率地说。
在薛老师看来，高校里的行政网络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相比普通教师这个群体而言，行政网络之间联系更紧密，力量更强大，如果他们要追求自己的利益，普通教师群体几乎无计可施。
中国传媒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何雪莲认为，我国高校权力资本和学术资本之间可以频繁地相互渗透，不仅“学而优则仕”，更可以“仕而优则学”，两者之间相互倚重、互搭梯子，最终形成的奇观是，身兼行政和学术双重身份，往往比单一身份更能左右逢源。权力资本与学术资本的相互渗透，当然可以为权力脸上贴金，但却是以学术的屈尊为代价。真正的学者披肝沥胆，却地位不昌，这样难以吸引一流的人才进入并留守学术领域。
在何雪莲看来，学术和行政，在一校之内，本来是分享同一个目标，那就是一所大学的特色与卓越。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学术和行政两个群体通力合作，互补短长。合作与互补的前提，当然是明确分工，各司己任，而不是模糊界限，权力通吃。
“行政人员脱离学术委员会，是高校去行政化的第一步，是学术和行政两个群体各司其职的第一步，是真正尊重知识、尊重思想的第一步。”何雪莲说。
行政权与学术权需彻底分离
薛老师对吉林大学的改革持认可和支持的态度。薛老师认为，将行政人员排除在学术委员会之外，使得学术委员会能够在职称评定、课题申请等学术工作中作出更为客观和独立的决定。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在全国高校范围内推行这样的做法，让教师在高校里拥有更多的权力，能进一步彰显教师的地位。
“现在我有时也想：等我拿到了正高的职称，也想当个处长或者副校长什么的，因为现在高校里的风气就是这样——一定要担任某个行政职务才算是完美的自我实现。如果教师的地位提高，学问做得好就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权力，教师们踏踏实实地做本职工作就有底气了。”薛老师说。
薛老师也认为，在国外的大学中，行政人员是职业化的，从事行政工作的人员不但不参加学术委员会，甚至都不具有学术方面的职称，可以说是学术与行政完全剥离，这才是高校管理的理想状态。
“从根本上来说，大学的主人就是老师和学生，所谓行政人员都是服务岗位，如果一个人要担任行政职务，就要放弃他的学术资源——甘蔗不能两头甜。”薛老师说，“就目前高校的现状来看，将具有行政职务的人员从学术委员会中剥离，可算是改革的第一步，以后的改革还可以再深入，实现学术与行政的彻底分离。”
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高校的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担任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与不再从事具体的学术研究工作，是两码事。
实行行政权和学术权分权的有效举措，不是行政领导不担任本就没有多大学术决策功能的学术委员会委员，“象征性”地交出学术决策的权力，而是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应再从事学术研究。
据熊丙奇介绍，在一些发达国家，有法律明文规定，学者担任校长之后，不得再从事学术研究。即便没有法律规定，也有不成文的惯例：校长一旦上任，其本身承担的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将不再继续，因为这些工作将影响其履行校长岗位的职能，而且其本身拥有的行政权，可能为他的学术研究创造便利，由此影响学术平等。
“反过来讲，当校长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其担任学校学术机构负责人又何妨？这才是最彻底的利益回避。”熊丙奇说。
“软弱”的学术委员会？
熊丙奇认为，吉林大学的改革还不够深入，只是在学术委员会人员结构上实现了行政权与学术权的“相对分离”。当前高校的学术委员会，远不是人员结构问题——虽然人员结构问题很重要——而是学术委员会究竟在学术管理中起不起作用，以及起怎样的作用问题。
据熊丙奇介绍，我国大学目前已有不少设有学术委员会，但是大多数高校的学术委员会没有独立运作机制，而是“摆设”和“工具”。所谓“摆设”，是指学术委员会往往挂靠在学校科研处或人事处，不是学校的一级权力机构，学术权力极其有限；所谓“工具”，是指学术委员会往往听命行政安排，在很多时候，是扮演将行政机构的决策合法化的过程，而不是独立组织学术活动，作出独立的学术决策，让行政机构执行。
比如，前不久发生的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涉嫌抄袭事件，该校的学术委员会“受命”调查，调查的结果居然是：这篇抄袭内容达到1/3的论文没有抄袭，而是“过度引用”。
熊丙奇说：“对于这样的学术委员会而言，委员不过是一种荣誉头衔而已，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其中该如何扮演好角色。在这种基础上对委员组成结构进行调整，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领导不再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不过是放弃一种荣誉。”
从另一角度来看，学术委员会在学校中的地位，还有可能因校领导和职能部门领导的退出，而更显微弱。这就无怪乎在吉林大学校内，有人在讨论修改学术委员会章程过程中提出疑问：“没有领导参加的学术委员会能否顺利高效运转，是否会影响学校的管理效率，是否会出现‘两张皮’？”
让学术委员会真正拥有权力
熊丙奇认为，在现代大学制度中，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是否来自行政职能部门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学术机构能否坚持按学术标准进行学术管理、作出学术决策，以及他们所作出的决策是否有效并可得到执行。
在我国高校推行学术管理，首先应该真正确定学术委员会、教授会在学校学术决策中的作用和地位，即学校的教育决策（包括教育资源配置、招生标准、课程设置、教学评价、人才培养模式）、学术决策（包括学术资源分配、教师评价、教师考核、教师晋升、教师事务处理）不再由行政力量主导，而是由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决定，行政机构执行学术委员会、教授会的决定。
确定学术委员会独立职权的过程，也是学校重新界定学校、行政机构与教授、学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这需要淡化大学的行政级别；改革校长的任命模式——校长由上级管理部门选拔、任命、考核、评价，转向由校长遴选委员会遴选，再由上级任命，校长须对教授、学生负责，而不只是对上负责；改革由行政领导评价教师业绩的模式。
熊丙奇介绍说，在西南联大的办学中，其教授会是学校重要的学术机构，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其中包括学院院长和系主任），学校最高行政机构常务委员会的委员及其秘书主任是教授会的当然成员。
耶鲁大学的传统之一是教授治校，经耶鲁董事会的认可，每个学院都有它自己的院长、教授会和永久性工作人员委员会或其他治理机构。耶鲁学院和文理研究生院的全体教师组成文理科教授会，并由文理科教授会执行委员会领导，后者由校长、教务长、耶鲁学院院长、研究生院院长组成。
“由此可见，在学校的学术治理框架中，并不是通过把行政人员（校长、教务长、研究生院院长）清理出教授会，就代表行政权和学术权的分权。”熊丙奇说。
熊丙奇认为，我国大学的问题是，行政力量远大于学术力量，所以，行政人员退出学术委员会，貌似在平衡两者的权力，但大学的行政权和学术权分权，不在于外在形式，而在于实际运作。强调外在形式的分权，可能恰恰误导学术民主管理在大学内部的确立。
“仍然具有实际权力的行政人员可能会以此开脱。你看，所有行政人员都不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了，这还不是纯粹的学术管理吗？——实行大学的学术管理，无法绕过大学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这一根本途径。”熊丙奇说。
学者如何“管”院长？
苏州大学副教授尤小立在采访中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在大学里，没有行政级别的人员，如何去管理有行政级别的人员？具体一点来说，学者如何‘管’院长？”
尤小立认为，在高校中实现行政力量与学术力量分开，这种理念是值得肯定的，但方式仍然需要讨论。加强学术委员会的权力，要警惕大学进一步行政化的趋势。改革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赋予学术委员会委员另一种行政级别，变成另一种“行政”职位——这不是大学行政化的减弱，而是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尤小立认为，对于校长和各管理部门来讲，他们的基本工作就是行政管理，因此他们脱离学术委员会，脱离学术决策没有问题。但是，各学院的院长同时具有行政管理和学术决策两项职能，只从事行政工作是不现实的。
“院长即使可以脱离学术委员会，也无法完全脱离学术决策。他们愿意放弃院长的职位和既得利益，去学术委员会担任委员吗？这更不现实。”尤小立说。
所谓教授治校，应该是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在学校里起决策作用，学校或者学院的重大决策都应提交相应级别的教授委员会来审议通过，行政人员来具体执行。这样才能实现共同治理，大学才真正像一个学术机构。
“这是消除大学行政化的理想途径和结果，但是结合当下中国大学的实际环境，体制改革应首先从精简管理机构、弱化行政力量开始，不要总折腾教师。”尤小立说，“当下大学的体制改革，需要遵循的原则有三：一、机构精简；二、面向学术；三、少折腾。机构精简自然指的是行政机关、行政人员的压缩和减少。其实做到这一点，也就为第二点，即面向学术打下了基础。学术研究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但这个常识往往被急功近利的追求所替代。”
《科学时报》 (2009-8-11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