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月7日，英国物理学家和小说家斯诺（C. P. Snow）在其母校剑桥大学作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的著名演讲，指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种文化”的相互对立给整个社会造成了损失，这种损失体现在实践、知识和创造性方面。斯诺指出，由于大多数知识分子只了解一种文化，因此会对现代社会作出错误的解释，对过去进行不适当的描述，对未来作出错误的选择与估计。

 

光阴荏苒，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鸿沟依旧横亘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而且随着自然科学从西方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两种文化的冲突愈益变得不再是西方特有的现象，斯诺的《两种文化》1993年剑桥大学Canto版本也至少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17种文字。

 

尽管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但是，至少在西方，受过自然科学训练的政治家仍然凤毛麟角。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爱德华·威尔森（Edward O. Wilson）在1997年出版的名著《知识的统一》（Consilience：The Unity of Knowledge）中提到，尽管美国国会通过的议案有一半涉及科学技术，但几乎没有议员受过自然科学方面的训练。公共知识分子、专栏作家、媒体记者、思想库专家等的知识背景亦如此。可以肯定，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变。

 

与美国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对现代化的追求，使得对自然科学及其文化乃至科学主义崇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标志之一是技术官僚备受重视。中国领导层所接受的大学教育多为理工科，工程师和自然科学家一度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岗位。

 

其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莘莘学子的座右铭和孜孜以求的目标。

 

在领导层层面，只是在最近，才出现接受过社会和人文科学训练的专家。当然，更多的非自然科学类学术背景的官员上任和更合理的专业搭配，将对政府的治理理念产生深刻影响。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历史转了一个圈后又回到了原点。曾几何时，精通孔孟和儒家学说是封建朝廷选拔士大夫的唯一标准。用今天的观点看，儒家学说属于人文科学。

 

而在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看来，知识根据所知的性质分为两类，一是知道事物是怎样的，一是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事物。前者是技术知识，后者是规范知识。费孝通认为，这两种知识在中国社会里是分化的。士大夫只关心如何使用基于儒家学说的规范知识来“治人”，成为“劳心者”，并将技术知识视为“治于人”的“劳力者”的“淫巧”。

 

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可能造成学生和学者知识的偏颇。在中国，文理分科人为地划分专业，对教育具有明显的导向性。其结果，修读人文社会科学（或所谓的文科）的学生和从事文科研究的学者往往对自然科学知识了解甚少，他们也远不如理科的学生和学者那么主动跨越专业，去寻求知识结构的平衡。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也许在科学时报社创办的科学网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科学网的博主以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专业为主，但他们的博文所涉及的内容，远远超出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背景。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无独有偶，美国常春藤盟校之一的布朗大学对本科生修读什么专业和课程没有规定，但是，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一般都会选修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课程，拓展知识面；相反，倒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很少主动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其实，这种情况在美国的大学很普遍，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大多仅仅是为了满足学位的要求而不得不选修自然科学课。

 

笔者近年来参加了美国加州大学圣他巴巴拉分校的纳米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的研究项目，切身体会到人文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的共同努力。比如，材料科学博士转行的科学史家撰写纳米技术发展史，美国文学专家研究量子点（quantum dots）专利，而另一位科学史教授从事数据挖掘的研究和通过游戏来展现技术，如此等等。

 

值此纪念斯诺的《两种文化》演讲50周年之际，笔者感到，“两种文化”仍然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寻求它们的沟通和融合说易做难。

 

（作者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莱文国际关系和商务研究生院高级研究员）

 

《科学时报》 (2009-5-22 A4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