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并没有“文”和“理”的概念，更无所谓“文理分科”；恰恰相反，早在周代就有“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之说，并作为一个整体提出，而不是分成对立的学科领域。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中国教育文理分科的讨论如火如荼，使我想到9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时，“废科举，兴学堂”培养出第一代文化精英的现代知识结构，也是文理兼融的；他们的人生追求、光辉业绩和学历教育，已经昭示了现代知识的内在性统一。例如：

 

鲁迅，毕业于南京路矿学堂和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是被毛泽东称颂的“骨头最硬”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打开《鲁迅全集》首先读到的不是小说，也不是杂文，而是6篇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

 

郭沫若，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白话诗人，戏剧家、考古专家、历史学家、第一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郁达夫，先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后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并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五四时期著名小说家，诗人，出版了中国现代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胡适，先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科，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著名语文改革家、文艺理论家，现代话剧创作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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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虑到现代艺术、师范教育及其他人文学科中所渗透的跨学科知识等，那么下面的学历全景扫描，可能更加有助于我们说明问题。

 

冰心，协和女子大学医科，后入燕京大学文科；五四女诗人、小说家。

 

徐志摩，现代著名诗人。美国克拉克大学社会系学习银行（金融）学，后去英国入剑桥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并获硕士学位。其间，他深受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影响。

 

郑振铎，毕业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著名作家、文学史家，文物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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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五四前辈学识渊博、文理兼融、成就非凡。文理分科并非现代教育的本质属性。文理分科由于应试教育的高考霸权，演化成思维惯性制导的学科壁垒，几乎要成为教育改革难以逾越的天堑。

 

有趣而耐人寻味的是，教育部广泛征求社会意见的有20个重大教改问题，媒体舆论反馈而来的大量意见，却高度集中于文理分科这一个问题，其他19个“同样重大”的教改问题，几乎都被集体无意识地悬置起来。这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科兼壁垒，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实用主义的社会表现，距离教改应有的目标（如素质论云云）越来越远了。一名高二文科生，说自己经历了被称为“人生首次重大抉择”的文理分科，一个强烈的感觉是：好比让你选是砍掉左手还是右手，人为地断送了很多人“心底的梦”；“平日所学，多用来应付无休止的考试，当我读到一篇诗词，首先不是去欣赏语言文字的魅力，而是思考碰到考试时，我回答哪些角度的知识点才能得分”。甚至，在“素质教育为表，应试教育为里”的大环境下，如果浏览涉及不在高考750分范畴内的知识领域，就会产生对不起父母、老师的“犯罪感”。

 

我们又到了“救救孩子”的地步！

 

在目前自上而下的学校“衙门”化、“校官儿”行政化、教育政绩化愈演愈烈的情况下， 其他19个问题中的许多如“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办法措施”、“创新人才培养的办法措施”等，即便制定、出台，又怎么可能不打折扣、不走样地付诸实践？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显然是：将教改的核心问题——目标、方向、原则等究竟是什么？一一通过“征求意见”讨论清楚，不断与时俱进地优化答案。在此基础上，诸如文理分科之类的问题才会有根本上的价值归宿和操作步骤及其理论依据。所以，改革文理分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建立高校自主招生的公信力和多元录取体系？如何改变以考为本，逐步建立“以人为本”、尊重个性与特长的评价制度？如何建立职业教育、义务教育、精英教育相得益彰的配套教改体系？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09-3-27 A4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