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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长乐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9-4-3 8:13:12
王长乐:徐师大“罢教”的诉求目标及标本意义
问题虽然出在徐师大,但根子却在高教的体制和文化之中
 
最近,在地处江苏省徐州市的徐州师范大学校内,发生了一件令全国高校瞩目的事:3月2日下午4点,徐州师大教授会的47名教授开会决定:从3月2日起罢教一周,抗议“申博评审不公”(见《南方周末》2009年3月26日第4、第5版)。从报道中看,这个事件的起因是该校今年的“申博”失利。由于“申博”失利被解读为“评审不公”,因而对“评审不公”的愤怒和不满情绪,便成为这次事件发生的主要动因。
 
参加过许多“评审”的“徐师人”何以如此激愤,不惜以国内高校在几十年来闻所未闻的“罢教”方式表示自己的不满呢?要解释这个问题,需要分析国内高校的制度和文化形态。
 
虽然全国性的“升格风”、“合并风”、“改名风”等“贪大求全”之风已经过去,但由于没有对这种风气形成的思想及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导致这种风气形成的思想还在主导着教育的活动,有些甚至还制度化成教育领域中的显规则。在这种制度和风气中,“规模大”、“层次高”就表示“实力强”,就容易获得各种资源和荣誉,因而追求“大规模”、“高层次”就成了许多高校活动的中心目标。
 
在目前的情况下,高校中的“大规模”和“高层次”往往被换算为各种各样的数字,比如多少博士点和硕士点、多少国家级的重点学科和实验室、多少国家级的课题和奖项等。因而高校在拥有了硕士点的情况下,便会自然地将争博士点作为学校的中心工作。这些课题、奖项、基地、学科点往往是与巨额经费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在人们追求学科点的动机中,还混杂了许多对名利的强烈诉求。对此,徐师大一位教授的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我们现在整个院系一年只有几十万研究经费,申博成功,那就是上千万的投资”。“没有博士点,什么都没你的,评奖、报项目、划拨资金等等都要和博士点挂钩”。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和教育原因影响下,高校往往会倾尽全力去争取诸如博士点一类的标志性项目。这种活动也被理解为“这是一条独木桥,有去没有回”。
 
综观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可以说与国家的相关教育和科研政策密切相关。在市场经济时期,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多,且多以项目的方式进行。所以,“争项目”便成为许多高校间歇性的中心工作,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造成了高校活动方向的改变。一方面,争项目需要一定的学科及成果基础,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等条件作为这种“基础”的显著标志自然成为人们努力争取的目标。另一方面,每个项目都要通过评审才能获得,“公关”评委就成为人所共知的潜规则。一些单位及个人“公关”成功的典型示范,更从实践的角度强化了这种意识和风气。这种现象的社会效果是,人们对“公关”的作用倍加崇拜,对评审的公正性越来越没有信心。在各种评比活动中,人们往往不将评审结果归结于自己的实力或条件,而是归结为“公关是否到位”或“工作是否做到家”。所有参评单位的“公关”努力又形成了“公关”方面的激烈竞争,各单位的“公关”成本越来越高。与此同时评审的信用度则越来越低,教育的文化环境也越来越差。这次“罢教”事件的深层原因,就是普遍性的评审信用缺失所致。所以,问题虽然出在徐师大,但根子却在高教的体制和文化之中。
 
审视这次“罢教”事件,有一些问题令人深思。
 
大学发展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是越来越大的规模吗?是越来越高的层次吗?如果不是,那目前许多大学狂热追求大规模、高层次的现象就在方向方面存在着偏差。从许多高校追求高层次、大规模的效果来看,这些活动的结果往往与大学的实质性发展无关,与大学的品质和精神培育无关,与高校的教学水平提高及学生培养无关,与真实的教师积极性提高无关。真正的教育并不特别地在意条件,遥想当年陶行知先生辞去中央大学教务长职务而办小学水平的晓庄学校,唐文治先生辞去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长职务而办大专水平的无锡国专,梁漱溟先生辞去北京大学教授职务而办启蒙农民的乡村文化学校,那是何等的境界和品格,是何等地令人景仰。
 
这次“罢教”事件暴露出了教育界长期存在且愈益深刻影响教育品质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亦即怎样对待教育领域中的“公关”、“跑部钱进”等风气问题。对于这些风气问题,不少人的看法是:“没有办法”。有人会说,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谁都无法改变。对此笔者的疑问是,大学对社会的责任是什么,难道只能随波逐流地去顺从,对不良风气推波助澜?若大学都不承担引领社会风气的使命,那社会的希望从何而来?
 
对于中国的大学而言,这可以说是一次标志性事件。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首先表明了在中国的一些大学中,已经有了教授会这样的可以反映教师要求的群众性组织,为教师们表达自己的意见提供了平台,开创了高校教师对教育事务公开发言的先例,这在中国高教历史上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从大学的本性出发,教授会的活动目标还有待提高,尤其是应该在护卫大学精神和师生权益方面有所作为。像我国早期大学中的教授会一样,外争国家和民族大义,内争大学的制度、文化和精神。如此,中国的教育就有希望了,中国的大学就有希望了。(作者为江苏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09-4-3 A4 周末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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