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建国：《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评价通则》这个国家标准不到1万字，从表面上看全是些“计量”用到的名词、术语、公式及规则，实际上每一个条款后面都反映了一套具有普世计量价值的“科技普通话”。打个比方，我们常说的三斤五斤，这就是计量。三斤少五斤多，这就是评价。严格地讲，这套“科技普通话”应该是计量通则，而不是评价通则。这个国家标准的基础作用是：能够每年动态计量每个法人、团队、个人在每个科研项目上的技术增加值，这是任何科技管理都离不开的基本数据。

 

《通则》的颁布意味着科研项目投入产出效率的计量和评价不再是一件难事，这是中国科技界从“粗放”走向“计量”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重大价值不仅在科研项目和科技界，而且在于将自然科学中关于物体运动规律的牛顿定律直接用在对科研项目发展状态、事物发展状态、组织和人的发展状态的“动态计量和评价”上，找到了改变“中国式粗放思维”方式的方法论，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途径。

 

今天，我不讲这个标准是如何评价科研项目的，人们只要看完标准就可以去做。我主要谈一谈在这个标准编制过程中，专家们思维的碰撞。可以说，当时新的计量理念与传统思维冲突很大，在大家辨别不清楚是非和方向时，我们是采取什么方法来统一大家的思想的呢？一句话，就是回归到科学发展观和牛顿定律中来。只要我们辩论得难分难解时，我们就重温科学发展观和牛顿定律。我们发现这一招很灵，具有正本清源的效果，对认识今天的社会具有一定的价值和作用。

 

 

巨建国：我们是从学习科学发展观中引出牛顿定律的！自从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后，我就对这个提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根据多年来从事科技工作的体会我认为，科学必须具备“有模型、可计量、能重复”三大特征；发展必须具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变化”三大特征；观是指对事物的认识或看法，必须具备规律性。根据这些基本概念，我进一步研究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异同点。我认为两者之间有三大共同之处。

 

第一，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物体，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组织（或人）。

 

第二，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物体的运动规律，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组织（或人）的发展规律。

 

第三，物体的运动规律必须遵守牛顿三大定律，为什么组织的发展规律就不能找到三大定律来指导组织的科学发展呢？

 

根据这样一套逻辑思维，直觉上我认为，物体的运动规律和组织的发展规律应该有可借鉴的地方。不同的只是物体是“死的”，组织是“活的”。假设我们暂时忽略这个差异，我们就可以进行演绎。我认为应该揭示这个规律，为创新型国家建设这个国家目标服务。

 

 

巨建国：我认为找到了，今天说出来，希望大家穷举验证，因为牛顿当年提出来三大定律也是归纳提出，逐步验证的。能否算作定律不重要，但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很重要。

 

我根据惯性定律（牛顿第一定律）演绎出守旧定律：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有一种维持原有状态不变的性质，直到有外力迫使他改变这种状态为止。

 

我根据加速度定律（牛顿第二定律）演绎出创新定律：任何组织（或个人）发展的加速度与他所受到的合外力成正比，与他的质量成反比。

 

我根据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牛顿第三定律）演绎出外部压力与内部动力转换定律：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会有内部动力，但内部动力的“大小、方向、作用点”则取决于外部的压力。

 

根据我们目前的认识水平，我认为这三大定律能够解释所有组织（或个人）发展中存在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当我们发现我们传统的办法反复下发而不起作用时，我们就应该回归到这三大定律上来，判断是内力出了问题，还是外力出了问题，这是我们“开处方”必须判断的问题，但我们经常“用错药”。

 

 

巨建国：可以。现在普遍认为国企的自主创新能力低是企业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处方”都是给企业“吃药”。根据组织发展三大定律，不难看出这是企业外部的问题，说具体一点就是出资人的问题。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出资人从外部施加足够、持续、有效的强大压力，要让这个企业去创新，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企业法人的行为和自然人是一样的，能够不费力气得到生存所需要的东西，绝对不会通过寻找创新的方式来得到。这就是人性，这就是组织的惯性，这是很正常的规律。显然，问题的症结出在外部，但我们今天的专家和领导们开的“处方”却是治理企业。这就是国企久病不愈的根源所在。要用组织发展三大规律指导我们开处方的话，就是外力迫使内力产生加速度。

 

国有企业和国有研究机构就像鹿群：低头就可以啃一动不动的青草（盈利方式基本依靠向用户加价）；抬头就可以嚼唾手可得的树叶（增长方式就是向银行贷款扩大规模）；伸手就可以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免税、注入资本金）。这样的企业用不着撕杀和拼搏就能生存下去，组织智商和个人智商都会降低。

 

用这三大定律来检验我们目前的做法，我们就会发现具有正本清源的效果，将我们从是非不分的哲学思维中拉到科学思维中来，将会为创新型国家建设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巨建国：我不否认人（动物）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但我认为这种主观能动性保持一会儿可以，长期保持必须有一种动力机制才行。这种动力机制来自外部的环境所提供的生存压力！为什么我们现在对外技术依存度居高不下，这不是科技人员没有创新能力，而是管理科技人员的一套制度没有创新能力。比如，同样一个人，在国企几乎没有创造力，但到了外企就成为年薪80万的天才。所以说，一个人的创新能力差，绝对不是这个人的问题，而是没有有效提供外部制度和压力的问题。鹿群和狮群就是最好的例证：

 

鹿群在草原上奔跑，仿佛是一群庞大的队伍在征战。但是只要出现狮影，就会各顾各逃命。眼看着同类的肉体喂饱了敌人的肠胃，大家才悠闲自得地啃草。这一种群只有在资源非常充裕的情况下共同享福，或者说在吃“大锅饭”的条件下，看着像一支队伍。但由于内部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绩效度量体系，彼此间也没责任和分工，就会积累逃避责任的基因。如果在一个组织里非常容易生存，这个组织就缺乏创新能力，这个组织的智商就会退化，目前的国有研究机构几乎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狮子的生存环境没有鹿群好，正是因为严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它的团队精神，正是因为它内部的“差异激励”使它具有核心竞争力。狮子要喂饱自己的肚子，必须面对拼死的挣扎，疯狂地逃窜和绝望地反抗，必须为生存在死亡线上进攻、迂回、包抄、堵截。狮群有人类社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一个受到威胁，全体为之拼命，生存环境艰难，不容易成活，所以个个主动，养成勇于承担责任的性格。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需要造就了狮群的组织规则：最强壮的冲锋在前面，次强壮的从旁协助，无能者在家看孩子，以战斗能力强弱分尊卑。正是这种规则被大家接受，才形成狮群的组织文化。差异激励虽说对个体是残酷的，但对组织却是必需的而且有效的。任何时候的“以人为本”都不可挑战这种“残酷”，因为它是组织发展的基本动力。对于一个组织来讲，以人为本就是以每个人的投入产出为本。提供良好的条件不是为了让您享受，而是为了让您产出。

 

巨建国：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必须这样做。国企目前的效率低，国有科研机构目前的成果转化率低，并不是科技工作者的智商低、创新水平低，而是组织的智商低、制度的创新水平低。按照食草动物的生存环境提供训练，只能训练鹿群，只有按照食肉动物的生存环境提供训练，才能训练出狮群。目前的现实是：国有研究机构每年得到财政科技投入1340亿的90%，仍然保留事业单位体制。这种事业单位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是磨损人们创新能力的“最佳”环境。国家和企业每年都留出了中国持续发展的“种子粮”，让这些国有科研机构孵化，但实际上最后都给“吃”掉了。这不比“红心鸡蛋、三聚氰胺”好到哪里去。“七五”、“八五”计划所列的科研项目，现在有几个是引领市场的？国家技术对外依存度达到60%以上。我们经常说企业自筹研发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占不到1%，难道这些企业家不知道投入吗？他们知道，就是不敢投。因为投入的钱都变成“成果”，而无法转化为生产力。

 

 

巨建国：国家掌管科技投入的相关部委都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办法，为什么国家财政科技投入产出效率低下？据我不完全统计，国家部委级有97个相关文件，达80万字，但这些管理办法全部都是管理研制单位的，没有一条针对部委应负什么责任的。显然，这是不符合上述三大定律的。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告诉我们：出资方的代表如果不能向研制方提出更加苛刻的实现目标，研制方一般是不会轻易提出的。如果出资方在交付验收中不认真负责，研制方一般是不会轻易彻底完成的。研制方的创新取决于出资方的压力，看看欧美日，人家对于一笔科研投入精确计量到什么程度，再看看我们现在仍然在使用“先进”、“落后”等根本无法追究责任的词忽悠。

 

 

巨建国：在批评干部作风漂浮时大家经常说：两年不提拔，心里有想法；三年不挪动，就想去活动。大家都认为批评得对，但根据这三个定律，我们就会发现批评的对象错了。对一名干部来讲，有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这就是干部的惯性，这个惯性是现有的干部管理制度给“惯”出来的。应该改革的是现有的干部管理制度，而不是仅仅指责干部。下列一组数据就可说明干部这种“惯性”完全是“外力”作用的结果。中国市长协会调查数据显示：在中国的661个城市中随机抽样调查了150个城市，目标选取对象是这些城市的市长2002~2006年的任期。调查结果是：在任期内一直在做市长没有被更换的仅占13.3%。也就是说，87%的市长在任期内至少被调动过一次。最典型的是邯郸市，17年8名市长无人任期满5年，我不知道这种任期的考核是如何做的，是怎样做到为党为人民负责任的。如果说这样的干部管理政策和现实，不让我们的干部产生“刚被提拔又想提拔”的想法，那才是怪事。

 

 

巨建国：是的！通俗点讲，就是所有创新型组织都必须按照这个计量模型来做。通用计量模型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区分传统型组织和创新型组织。被惯性定律所驾驭的组织就是传统型组织，能够用创新的加速度驾驭这种惯性的组织就是创新型组织。

 

第二，组织创新的加速度来自两个层面五个指标。从“知”的层面来说要“有知识”；从“行”的层面来说，要同时具备“有力量、能做功、功率大、效率高”。

 

有知识。首先知道这个事该怎么做。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方案。方案的计量标准现在已经很流行，比如方案可行等。

 

有力量。其次，干一件事情必须有力量。力量计量有“大小、方向、作用点”三要素。比如现在最时髦的各种工程。对于一个工程来讲，其执行力取决于三个要素：作用点，指这个工程的关键技术；方向，指这个工程每个关键技术的研究方向；大小，指这个工程的技术指标、技术管理指标、经济指标、社会指标等数据。有知识并不等于有力量。

 

能做功。必须“在力的方向上移动一段距离”。比如计量各种增加值。往往出力并不等于做功。

 

功率大。必须在一定的时间、成本等约束指标内做功。比如计量单位时间内做的功。往往做功并不等于功率大。

 

效率高。有用功与总功之比高。

 

在上述这五个指标中，一个都不能少，而且按照排序其严酷性增加。现在有足够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在第一个指标上与创新型国家的差距不是很大，但在后面四个指标上与创新型国家的差距很大。目前需要恶补的是后面四个指标，也就是在“行”层面上的四个指标。

 

 

巨建国：也就是说，每一个组织、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要想成功或者保持成功，必须保持上述五个指标的绝对优势。由于“行”层面需要庞大的资源，所以要求非常苛刻严酷，层层指标加码。比如：

 

一个创新型组织，肯定是五个指标都在可比范围内处于优秀状态，即前20%之内。任何一个组织，只要五个指标都在可比范围内处于优秀状态，肯定是一个创新型组织。只要任何一个指标低于优秀状态，很快就会被淘汰。要保持基业常青，必须保持五个指标都优秀。

 

一个组织有学习的行为，但不一定是学习型组织。只有当“学习”的速度和加速度大于“折旧”的速度和加速度的时候，才能称得上是学习型组织；一个组织有创新的行为，但不一定是创新型组织。只有当“创新”的速度和加速度大于“磨损”的速度和加速度的时候，才能称得上是创新型组织。

 

 

巨建国：我认为创新是全社会都在追求的目标，如此普遍的社会行为难道就没有一个内在的规律可循？我大胆地提出：创新成功的概率与知识、力量、做功、功率、效率等指标要素和它们之间的转换效率成正比，与学历、偏好、努力、勤奋、资源、秘笈等传统要素的关系不大。这个认识对于希望成功的组织意义重大。现在，您只要去书店，成功学和励志的书籍如汗牛充栋，但基本上都没有逃脱个性化、讲故事、口传心授成功秘笈的轨迹，更有甚者进入“爱屋及乌”的思维误区，似乎在成功者与渴望成功者之间竖起了一道“水泥墙”。我感觉这是误导。我希望根据牛顿力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揭开成功神秘的面纱，在成功与渴望成功之间建立一道“篱笆墙”，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做人做事成功的基本要素、指标和社会检验的客观标准，正确地积极地引导所有人的成功。

 

 

巨建国：国家标准《通则》中的评价公式，其实就是通用计量模型的一个变种。所有创新型组织，都必须严格经过这五个指标。一个人成功保持的时间，取决于上述五个要素指标保持优秀的时间。只要其中一个指标滑出优秀范围，距离失败就不远了。成败取决于这五个指标中的最短板。

 

 

巨建国：知与行、说与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和两个概念，不能省略中间的转换，绝大多数创新就在转换上。所有的知都可以说。所有的说都可以“拣”好的说，都具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特征。所有的讲话都带有讨好投机的成分，所有的讲话都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所有的讲话都可能将时间和空间进行错位。这就是我们达成这个共识的基本理由：不能只听一个人怎么说，而是要看这个人怎么做。中国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将知与行、说与做混为一谈。

 

 

巨建国：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良心，就是不能看着践踏科学规律。现在社会上存在很多让我寝食难安的事。比如“四多四少”：哲学化的东西太多，操作性的标准太少；社会科学的成分太多，自然科学的要素太少；做人的学问太多，做事的规范太少；特殊性考虑太多，普遍性考虑太少。更让人不放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校正自我优化的加速度几乎为零，每朝每代都重复着同样的历史周期律。因为无法计量，就缺乏规则。缺乏规则，就无法制衡。无法制衡，就走向人治。这样的循环，最大的悲哀在于“后一代无法继承前一代的东西”，因为无法计量。如果我们永远缺少做事的规范、操作的标准、科学的要素、普遍性规则，我们将永远停留在“知”的层面的说理，而无法在“行”的层面超越。创新型国家建设绝对不是“知”的层面上的说理，而是“行”的层面上的超越，这就需要加速度。

 

 

巨建国：从“知”的层面来说，现在是“有理论无标准”。比如：对创新的重要性几乎讲到极致，但没有人给出创新型组织的计量指标和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强调多少遍“真学真用真懂”，大家都无济于事，因为缺乏计量的标准和方法。中国人应该建立说的标准了。

 

 

巨建国：从“行”的层面来说，现在是“无理论无标准”。所有做人或做事成功的必要条件是五个指标。所有的行都是做，所有的做只有做人和做事两种状态，所有的做都可能将时间和空间进行错位。只要能够判断每一件事情成功的标准，那么所有事情的“集合”就可以判断“做人”。做人=∑做事。离开“做事”的标准谈做人，就会将“做人”引入歧途。“做事”的标准是可以具体评价的，“做人”的标准是可以偷换时空概念的，搞不好只能留下“知恩图报”这个封建的影子。一旦做人的“知恩图报”这个规则盛行，法治国家这个理念就会崩溃。在一个法治的社会，坚决不能离开“做事”的标准简单地谈“做人”，必须强调先做好事，再谈做人。切不可将顺序颠倒了。但现在很多人颠倒了。

 

巨建国：30年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触及到每一个人的心灵。今天，我们应该为科学发展观建立一个通用计量模型，才能建立起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我们常说，“行百里者半九十”，但我们科研项目达到七八级就进行成果鉴定，大家却乐意接受，恰恰就是最后一级决定能否转化为生产力。我认为中国目前不要将什么事情都归罪于制度或体制，我认为现存的70%的问题是由于缺乏“计量标准”造成的。大家都认为科技评价很难，我提出要建立国家标准时，很多人认为不可能，现在国家标准颁布了。我的体会是，如果没有计量标准，就根本谈不上科学。我认为建立各种管理的计量标准，就“能够杀出一条血路来”，解决中国“粗放”的问题。

 

 

巨建国：创新型国家要求克服传统型国家的惯性，衡量组织惯性大小的指标是惯量，惯量与组织的质量和速度成正比。对于中国这个经济实体来讲，质量是13亿人和GDP世界第三，速度是连续30年GDP增长10%以上，还要另外加一个难度系数，就是5000年的传统文化已经坐上了这架高速发展的列车，其运动惯量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难驾驭的。创新的加速度必须达到一定的指标。

 

 

巨建国：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提出：中国曾有非常先进的四大发明，为什么牛顿式的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诞生？这是学术界探索了半个世纪至今没有答案的“李约瑟问题”。我的答案是：“知识就是力量”这个认知惯性驾驭我们的时间太长了，导致我们在“应试教育甚至应试科技、应试体育”中不能自拔。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四大发明是中国人的骄傲，但我认为这正是中国人的耻辱：自己发明的火药自己用来做“花炮”时，英国人却用它做好了打我们的“枪炮”；自己发明的指南针自己用来看风水时，外国人却依靠指南针将船开到我们的家门口。到现在除了我以外，没有人为这个科技成果没有变为生产力而“检讨”。这个计量模型可以告诉人们，知识不是力量，科学技术需要“转换”才能成为生产力。绝大多数的“创新”都在“转换”之中，我们可千万不能忽略这种“转换”。

 

作为一个要在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中国，已经到了必须从评价制度上为科技工作者施加外力的时候了。看看美国的案例，我们就可以判定，如果没有这个标准，我们的科研将永远停留在“手工业干科研”的思维模式上。科学技术可以用钱“堆出来”，但创新型国家却不可能用科学技术“堆出来”！因为创新型国家有一个“底线”指标：为科学技术研究再投入的钱，一定是源源不断地来自以前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所赚回来的一部分利润。苏美争霸期间，谁能说前苏联的科技不行，但它的投入是依靠石油，是不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

 

 

巨建国：前30年，中国发展的逻辑起点是“蓝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2亿民工）的投入产出效率”与国际接轨。后30年，中国发展的逻辑起点应该是“白领（受过高等教育的8000万人）的投入产出效率”与世界接轨。但目前最大的瓶颈是：绝大多数白领“逍遥法（投入产出效率标准）外”。中国除了人力资源具有绝对优势外再没有任何可以让我们高枕无忧的资源。邻国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从现在起设计一种投入产出效率计量制度，连续30年使每个人的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年递增10%以上，就可以从总体上确保中国“创新”的速度大于“磨损”的速度。这就是我们后30年发展的逻辑起点，只有牛顿定律才能够帮助我们实现。

 

我有一个癖好，就是喜欢用自己的思考来说话，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我有一个基本原则，既承认隔行如隔山，但更承认隔行不隔理。这就是我能够在表面上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情中找到相互联系的一大法宝。

 

欢迎科技界提出批评，理只有越辩越明，我愿意作为一块砖头，引出大家的宝玉。

 

《科学时报》 (2009-2-20 A4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