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新春伊始，中国政府扩大内需又一记重拳正迅速打出。继2008年第四季度新增1000亿元中央投资之后，中央政府已悄然启动部署1300亿元新一轮中央投资计划。

 

面临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下行趋势，以“保增长”为目标，以“扩内需”为手段，通过中央投资带动地方投资和民间投资，加大政府消费，刺激居民消费，无疑是特殊形势下化解不利因素，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的正确思路。但在实施投资带动战略的情况下，必须清醒认识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深层次矛盾，充分利用扩大内需的有利时机，积极做好结构调整这篇大文章。

 

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突出表现在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三次产业结构失衡，外需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过大、外部失衡明显等方面。而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具体表现为投资率明显偏高，消费率明显偏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过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偏低。

 

通常所说的投资率，在统计上称为资本形成率，包括固定资本形成率和存货增加率。1978年以来，我国投资需求持续扩张，投资率一直保持在35％以上的较高水平上，且呈现上升趋势。只是在由于国家宏观调控导致的周期性波动低谷阶段，投资率可能会低于35%以下。1978年，我国的投资率为38.2%，2006年上升到42.7%，年均39.4%，2007年投资率进一步升到45％。特别是2003～2007年4年间，投资率都超过了40%。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产销衔接状况不断改善，存货增加率不断降低，“九五”以来降低尤为明显。统计显示，“六五”至“八五”时期，存货增加率年均为7.1%，“九五”时期和“十五”时期分别降至3.4%和1.9%，2006年仅为1.8%。这也进一步说明，我国投资率提高的原因主要在于固定资产投资扩张、土建和设备投资增加，更多地表现为生产能力的扩张上。虽然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的阶段，偏高投资率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也应看到它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和不可持续性。

 

投资率明显偏高的另一面必然是消费率明显偏低。1978年，我国的消费率为62.1%，2006年降至49.9%，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2007年进一步降低到48.8%。2000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期，消费率下降更为明显，6年时间下降了12.3个百分点。消费率下降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率下降，且这种下降趋势仍未遏止。统计显示，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8%，到了2007年却下降到35.5%。分时期看，“六五”期间居民消费率为51.7%、“七五”期间下降到50.2%，“九五”期间下降到45.8%，“十五”期间进一步下降到41.1%。数据说明，投资率的不断上升是以大量挤占消费特别是挤占居民消费为代价的，也说明我国投资消费关系不合理更多的是反映在投资与居民消费关系不合理上面。

 

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1979～2000年，除1978、1993～1995年以外，各年投资贡献率均低于消费贡献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投资。2000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2.4%，消费的贡献率高达65.1％，但2001年以来，随着投资占经济总量比重的逐步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强，除2005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略低于消费外，其余各年份投资的贡献率均高于消费，2003、2004两年的投资贡献率更是分别为63.7％和55.3％，大大超过消费（分别为35.3％和38.7％）。

 

从与国际水平的横向对比来看，我国的投资率及投资贡献率也高出很多，而消费率及消费贡献率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78～2005年全球年均投资率为22.1%，各年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24.2%下降到2005年的21%；年均消费率为77.6%，各年呈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75.6%上升到2005年的78.8%。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年均投资率分别为18.8%、27.4%、21.1%和17.6%，消费率分别为83.9%、71%、78.5%和84.1%；发展中国家中，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年均投资率分别为21.2%、23.2%、26.4%和22.6%，年均消费率分别为78.2%、78.7%、70.9%和84.1%，与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亚洲国家的年均投资率为27.8%，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全部均未超过30％，年均消费率为70.3%，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一时期，我国的年均投资率高达38.9%。与上述情形相伴随的是，从对GDP增长的贡献来看，1979～2005年，全球的投资贡献率为23.5%；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投资贡献率分别为20%、18.6%、10.9%和26%，消费贡献率分别为89.7%、73.6%、69.2%和91.8%；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投资贡献率分别为13.9%、24%、20.1%和27.5%，以上均未超过30％，消费贡献率分别为82.6%、75%、70.3%和69.1%。与之相比，我国的投资贡献率为35%，明显高于世界水平。

 

与日本和韩国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相比较，我国投资率也处于较高水平。（1）高于日本快速增长阶段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发展阶段与日本1960～1973年相似，这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阶段，1966年日本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在这一阶段，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投资率和投资贡献率都是二战以后最高的，而消费率和消费贡献率则相对较低。这一时期，日本GDP年均增长9.6%，年均投资率为36.1%，1970年曾一度达到39%，年均投资贡献率为36.9%。此后，日本经济开始减速，投资率逐渐下降而消费率逐渐上升。（2）高于韩国快速增长阶段的水平。上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韩国也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1977年韩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1971～1996年，韩国GDP年均增长7.9%，年均投资率为35.4%，1991年曾一度达到39.7%，年均投资贡献率为45.4%。此后，韩国经济开始减速，投资率和投资贡献率逐渐下降，消费率和消费贡献率逐渐上升。

 

目前，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2001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2006年超过2000美元，2007年按1美元兑6.85元人民币计算，我国人均GDP已超过2700美元。与日韩两国所处的同等发展阶段对比，我国的高投资率情况与两国类似，但投资率明显高于日韩两国的水平，持续的时间也明显长于这两个国家，而投资贡献率则与两国大致相当。

 

我国经济结构失衡体现在产业层次上是三次产业之间比例不协调，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主要表现为：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层次低，劳动生产率低。统计数据和国际间的横向对比可以清楚地对此加以印证。

 

2000年以来，我国第三产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在40％左右波动，没有大的提高。2006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9.5%，2007年甚至还略有降低，为39.1％。而依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在1980、1990、2003年这三个年份，低收入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32%、41%、49%；下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42%、43%、52%；上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44%、52%、59%；高收入国家分别为61%、65%、71%。上述数字表明：无论是纵向看（依四类国家经济发展的时序看），或者横向看（把四类国家放在同一个时点看），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都是上升的。而且四类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不仅都超过了农业，而且都超过了工业。按当年汇价计算，2006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000美元，高于低收入国家，与下中等收入国家大体相当，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更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但2006年我国第三产业39.5%的比重比2003年低收入国家（49％）还低9.5个百分点，比下中等收入国家（52％）低12.5个百分点，比上中等收入国家（59％）低19.5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71％）低31.5个百分点。

 

我国以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为特征的外部失衡问题笔者曾专文分析（参见本报2008年12月19日），本文不再赘述。此处需对该文约略补正的是，2007年我国资本顺差在上年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又出现大幅增加，达到735亿美元，并与高达2622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和国际热钱流入一起，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局面，对股市和楼市泡沫的膨胀难辞其咎。

 

经济结构失衡导致一系列经济问题，引发经济不规则波动，损害经济可持续发展。当前，扩大内需政策必须与调整结构失衡紧密结合起来，以调整结构为依归，才能有效避免我国经济滑向衰退的泥淖，并从根本上消除我国经济不规则波动、风险过大的顽疾。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科学时报》 (2009-2-13 A4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