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老板围着领导转，二老板围着项目转，三老板天天盯着我们转，我们围着试验台转！”北京某高校的博士生柳明对四年硕博连读生活如此概括。他所在的实验室师生差不多200人。

 

柳明解释，大老板是副校长，小项目都不用他出马，只需坐镇指挥即可，而一些大项目，就得他亲自跑了。二老板是实验室的副主任，手握实权，下面的副教授、讲师、研究生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我的导师属于三老板一级的，做些子课题，我也跟着转圈圈。”

 

“现在的学术界已经不是单枪匹马打天下的时代了！”该高校一位即将退休的老教授邓慕春感叹。据邓慕春了解，像柳明这样的实验室规模只是一般的，有的实验室规模比这还要大得多。

 

邓慕春表示，在校内，团队之间形成的门派可谓壁垒森严，不在校内者，哪怕是游侠，也很少能独善其身。在校外，现在要想得到国家或者省部级的项目，尤其一些大项目，没有一个大团队是不可能的。这些大团队，往往都是以某个大牌人物为核心的。这样一来，门派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般来说，各个门派之间看起来相处得都还不错，像开会大家都可以相互捧场。但是，一旦有实质性的争夺时，才会展开明争暗斗。”

 

邓慕春认为，这些斗争不外乎三种——名、权、利。为了这些东西，不仅门派上下要一条心，有时候连学校也要掺和进来，甚至几个学校都会成为一个联合体。

 

邓慕春举例，在一些大项目上，按照项目申请指南的要求，又会由若干高校组成联合申报课题组，学校一般都会鼎力支持。“这种时候，相互之间的斗争最激烈，你想想，一个项目几千万甚至上亿元，对学校来说，总结的时候都是很光彩的一笔，谁都想拼命拿到手。”

 

曾在西北某高校担任校领导的严志光教授就有切身体会。他在临近退休之时转到另外一所高校任教，并新组建了一个实验室。有一年院士增选时，有人劝他参选，他却婉拒了。“大家争得你死我活的，即便我上去了，实验室的年轻人怎么办？一旦遭到其他人的封杀，就算是小一点的课题我们都不一定拿得到。”

 

严志光认为，现在门派之间的争斗已经愈演愈烈，所以，自己干脆不去争那些东西，尽量保持良好的人脉关系，为年轻人多创造些机会。“我现在都70多岁了，也不在意那些身外之物了。”

 

邓慕春则表示，一些学术门派的势力已经相当庞大，“这些利益团体各自独占一方，就看谁的势力更大”。

 

 

“山头林立，你争我夺，简直就是一个草莽江湖，哪还有点书斋的安宁？”说起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山东某高校副教授鲁宾很愤慨。

 

鲁宾认为，原本在学术上有门派之分不是坏事，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总会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出现，在学科没有成熟和定型之前，形成不同派别的研究团体是很正常的，这在科学技术史上有很多例子。然而，中国学术界现在的问题是，一些所谓的搞研究的人纠结在一起形成的不是有共同信仰和学术追求的团体，而是以如何将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团体。“这样一来，实际上挤压了那些真正投入科研的工作者的空间。”

 

在邓慕春的眼里，曾经的纯学术追求正在慢慢消失，代之而起的，确实是与经济利益相关的各种诉求。“从生活上来说，一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也需要经济利益来补贴生活，这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一些已经算是功成名就的学者仍然热衷于经济利益的争夺，这就有点不正常了！”

 

然而，对于这种说法，东北某高校教授白崇有自己的看法。白崇表示，有时候并非学科带头人或首席科学家们非要去争不可，而是从学校的整体利益出发，不得不去争。“没办法，学校建设、学科建设、实验室建设等都要面对来自各个级别的一堆考评，都需要科研项目及其资金来撑腰，你不去争，这些考评就过不了关，一旦降级或者取消建设，那是多大的损失。”白崇表示：“说心里话，要是没有这么多考评，大家都能够脚踏实地地搞研究，谁愿意到处都树敌啊！”

 

“其实有些事情是被夸大了。”白崇认为。比如，就某个学科点而言，只要发展得好，在国内成为数一数二的，即便多拿一些课题又何妨？“不能因为有些人的利益心太重就否定大部分的学者。”

 

对此，柳明表示，他们也很理解老板们的苦衷，有时候看着老板愁眉苦脸的样子，就知道在和别人“干仗”。“我们也希望多一些课题可做，钱多少倒是无所谓，关键是出去找工作时，简历上得有点实在的内容，让别人一眼就能看得上。要是参加过国家级别的大课题就更好了。”

 

 

对于现实生活利益与学术追求的冲突，究竟该怎么处理呢？

 

不管怎样，“现在还是有一些学者有自己的底线，有自己的学术追求”。邓慕春认为，还是有沉下心来搞研究的人。“2000年我们系里来了一位博士，现在已经是博导了，靠的就是硬功夫。”

 

邓慕春表示，同在一个系，谁真正搞研究，可说一目了然。像这位博士来了以后，只要不上课的时候，每天的作息时间都很有规律：早上7点肯定到办公室，下午5点半回家吃晚饭，晚上7点半又回到办公室。“夜深了，只要还没关灯的，一般都是他的办公室！”“他的成绩有目共睹，加上不会和别人争什么长短，评副教授、教授、博导的时候，都没人为难他！”

 

“与那些大牌教授比起来，他的生活条件要差许多！有些大牌教授，学校的房子都不屑一顾，自己在外面买高档的。”邓慕春感慨。她认为，把年轻学者的生活之忧解决好是让学术回归其本原的关键。否则的话，“年轻人都不能安家立业，科研收入又没有多少，岂不是只有跟着学，拼命去争点小课题，然后晋级再申报大课题？这样哪里还有多少心思放在科研上！”

 

鲁宾则认为，与建国后的那一批老教授比起来，现在的科研工作者确实少了一些对科学的执著和不计个人得失的报国热情。“这也难怪，在市场经济社会，大家都看谁的钱多。没有钱，就是教授也会被人看不起。”只是，这样一来，科研工作就充斥了过多的世俗气味。

 

“现在，要想在学术上有点成就，确实很难！”北京某高校某系系主任方浩教授表示，主要还是现有的一些管理机制有问题。比如一些大学规定，没有科研项目就限制招研究生的名额，考评的时候晋级也会受到阻碍，等等。“管理者只从方便自己的角度出发，没有从各个学科本身的性质考虑，这样的大一统模式有时候真是逼着你不得不去抢一把！”

 

方浩认为，现在的学术泡沫、学术垃圾的大量产生，也不能完全归咎于科研工作者，还需要从整个大环境来反省。“科研资助和自主科研必须协调起来，要让研究者能够结合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真正在科学中去探索，而不是为了作项目而搞科研。”

 

鲁宾表示，即便是按照现有的运行机制，也需要从法律的角度来加以规范。比如，个别人采取不正当甚至是欺骗的手段申报项目，一旦被发现，就应该严惩不怠。“否则，利益很大，违规成本很小，这将影响到正常工作的科研工作者的心态，进而对学术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科学时报》 (2009-2-10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