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细节足以说明“逃离工科”将带来“多米诺”效应：
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李毅中曾表示，全国每年煤矿相关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只有1万名，但进煤矿工作的也只有800名。按此数据，煤矿相关工科专业“逃离率”高达90%以上。
其时，李毅中为此大声疾呼：“煤矿若再招不到大学生，将会面临灭顶之灾。”
已有前车之鉴。近年来，一向以优质闻名全球的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频出重大质量问题，工科毕业生的数量与质量的下降是一个重要原因。2008年日本舆论界大声疾呼高校人才培养“向工科回归”。
日前召开的国际工程教育年会上，众多专家发出呼吁：“回归工科！”
回归工科要从幼儿园抓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大学工科生占在校生35%左右，居全世界之首，而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例甚至不足10%。
作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每当参加一些国际工程教育的会议交流时，雷庆教授给出的这一比较经常能引来周围无数国外专家羡慕的眼神。
令人忧虑的是最优秀的学生考工科的少了。雷庆教授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趋势是，最优秀的学生争着上工科，“两弹一星”的成就都离不开优秀工科生的贡献。而现在最好的学生都去报考金融、IT等热门专业。
如何避免大量优秀人才逃离工科带来的失衡？雷庆教授开出药方：“关键是提高学生对工程科技的兴趣，而且要从幼儿园开始。”
美国工程教育学会的努力引起了雷庆教授的关注，为了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这个学会专门开展了一项名为K12的工程教育计划，K的意思是幼儿园，12代表1~12年级。该学会还专门给孩子们办了一本刊物，定期发送，都是关于一些新的发明、创造，有图有文还有卡通漫画，很吸引人，甚至前不久还推出了电子版。
教育部前副部长韦钰院士一次去加拿大考察，在幼儿园看到孩子们搭积木的方式与国内不同——当地老师要求孩子先画一个草图，然后按照图纸去搭建，“这里面就有工程的意识”。
雷庆认为，我国的基础教育缺乏对工程科技与创新的兴趣培养，青少年想当科学家的多，想当工程师的少。即使是国内已经开始有意识增加的科普，也很多是对科学的宣传，讲原理多，少了工程的成分，比如会讲飞机的起飞原理，但是这个飞机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它的生产、组装流程怎样则很少能看到，“其实这同样能吸引孩子的兴趣。”
在雷庆看来，没有工程就没有现代文明，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更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社会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于工程技术的支撑，这对于工科的复兴无疑是一大利好消息。
倾斜的天平需要政府之手
“工科专业毕业生的‘流失’现象，不仅仅是某个教育领域出了问题，而且主要是源于整个社会的分配机制的‘推力’作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益龙认为，“一些金融、经济、管理等岗位受到追捧，也是由于这些岗位的收入报酬水平较高。”
陆益龙介绍，国外的某些政府在对待那些冷门而社会需求量大的专业学生就业问题上，常常会出台一些“补偿政策”，如通过政府资助来提高员工福利待遇、薪金水平等来弥补行业间的差距。
“对于我国来说，政府除每年通过专业设置、招生规模等教育结构的调控外，也可以考虑从整个社会层面加强再分配政策的调控力度，以平衡社会各个行业的利益关系。”
清华大学高教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孙禺教授则指出，传统工科的公众形象也亟待改变，比如一说机械，就想到去工厂，而工厂又与工资低、下岗人员多联系在一起。加之机械专业课程相对较多，课业负担重，学过工科专业、身为工程师的家长们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和经历，大都认为学工科、当工程师又苦又累，得不偿失，因此不愿让自己孩子报考工科，而事实上，“传统工业正在不断升级转型，向深加工、高科技、高附加值方向发展。”
中国工程师培养面临历史契机
没有周末，没有假日，甚至没有陪女友看看电影的夜晚。毕业一年多，周平的字典里只有一个字：“忙”！
27岁的周平是浙江一家研究院建筑设计师，本科在西安交大学画了5年建筑设计图，研究生又进南京大学继续深造。前不久，周平作为年轻的建筑师登上一次全国大奖的领奖台，“很多城市都变成了大工地，中国的建筑设计师大有可为”。
关于收入，周平没有具体透露，但表示虽然房价在不断飙升，自己已经开始积攒力量，随时准备出手，“两居室的首付已经差不多了”。
在周平的身后，中国工程师培养正面临着历史性的契机。
潘云鹤院士说，中外发展的经验表明，工程需求提供的任务和岗位为产生优秀的工程科技人才提供了肥沃土壤。
以美国为例，上世纪40年代的曼哈顿原子弹工程、60年代阿波罗登月计划、90年代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重大工程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工程科技人才，美国也由此成为世界最强的大国。
潘云鹤院士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工业化发展梳理为四个阶段：共和国成立之初，依靠苏联；上个世纪50年代末，依靠自力更生发展（完全封闭）；上个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特别是加入WTO后，形成全球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他就此预测，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肯定会转向新的模式：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模式。
一组数据显示，宏大的工程规模正为中国工程科技人员的成长提供着千载难逢的机遇：
大规模的产品生产。中国制造业规模目前居世界第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有210种产品，如钢、煤、汽车等产量世界第一。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中国基础建设方兴未艾，被国际建筑界誉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铁路、公路、民航、沿海港口均居世界前三。
巨大的工程科技人力资源。中国科协最近发布的资料，中国已拥有科技人力资源总量4200万人，居世界第一，其中工程科技人力资源约占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新世纪以来，青藏铁路、水稻计划、三峡工程……一系列宏大工程也实现了世界一流创新，证明了中国力量。
潘云鹤院士介绍，中国的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分为专业技术型和研究导向型两类：专业技术型是仿苏联的，特点是理论加上技术实践，偏向解决工程问题；研究导向型是仿美国的，特点是理论加发展新技术，偏向发表科研成果。
“中国未来的发展还迫切需要另外三类工程人才。”潘云鹤称，那就是技术集成创新人才、产品创意设计人才、工程经营管理人才。“在理论和技术实践齐备的前提下，技术集成创新人才侧重于多专业知识的交叉应用；产品创意设计人才侧重于创新设计；工程经营管理人才侧重于创业与市场能力。”
潘云鹤还建议，应该进行工程师创新能力再培训。“我国现有工程科技人员约1200万人，应选择其中10万优秀者进行3~6个月的工程创新再培训。包括集成创新、设计创新、创新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充实前沿科技、创新案例、交叉学科和人文知识等，使之增强创新精神。”
“中国的工程科技及其人才有可能成为世界上两道亮丽的风景线。”潘云鹤院士表示，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镇化、全球化的高潮中，中国的工程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都将得益于此。
“世界的目光已经聚焦中国。“中国是未来的制造业大国，未来的中国急需大量的工程师，工程教育在中国的前途不可限量。”首届国际工程教育大会召开时，美国工程教育界最具影响力的组织——美国工程教育协会（ASEE）这样解释他们为什么第一次选择在发展中国家举办这样的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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