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咨询机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为中国科技发展提供了难以估量的智力支持

 

“历时两年多，2000多名科技、经济、社会各界精英集智慧之大成，历经了20余次大的修改编制得以完成，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制定的第8次科技发展规划。”指着桌上这本《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 20)》，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告诉记者，“纲要是对未来15年科技发展进行布局，如果没有两院院士的参与，将很难保证它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参与规划战略研究的王元举此例的目的就是想告诉记者，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实施了战略咨询制度，就是为了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作为国家“科学思想库”在国家重大科技决策中发挥战略决策研究咨询作用，增强国家战略决策的科学性。

 

王元认为，当前，以生命科学技术和信息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前沿正酝酿着新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这对于我们的认识论和世界观、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不少国家政府均已经清醒认识到并试图努力把握科技进步可能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思想库”在国家战略决策过程中的特殊作用日益突出，受到广泛关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学部作为院士团体，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和国家工程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其国家智库战略功能发挥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前景。

 

 

现由600多位院士组成的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于1955年。1984年，国务院明确规定学部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如今，中科院学部成为国家科学思想库的主要组成部分。

 

据不久前卸任的中科院学部咨询委员会主任赵忠贤院士介绍，早在1955年学部成立初期，一批学部委员就向国家提出了应尽快制订全国科技发展长远规划的建议，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制订“1956年-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任务，并成立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以学部为基础，组织了包括全体院士在内的400多位专家，制定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195 7年，又提出建立当时处于空白或薄弱状态而又紧迫需要的新兴技术的几大紧急措施，包括航天技术、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等，为我国高技术的发展和“两弹一星”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订和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新中国经济、国防和科学事业的快速发展并因此成为当代中国科技史上一座重要里程碑。

 

资料显示，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竺可桢、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院士等站在国家安全及发展的高度，建议开展中国的卫星研制工作，该建议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从此，我国加速了“两弹一星 ”的研制，建立了一大批新学科和新技术研究基地，迅速缩小了和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1999年9月18日，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中，21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为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和国防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比如，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科学决策咨询事件之一，就是“863”计划。1986年3月，王淦昌、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4位院士联名向党中央提出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加速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随之制定并组织实施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

 

近年来，学部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防安全等方面的需要，积极围绕西部开发、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高技术产业发展、科学教育、学科发展战略等问题，组织院士们开展咨询活动，提出了一系列咨询报告呈送国务院及政府有关部门。比如，《我国核物理与高能物理学科发展战略》《关于海洋资源开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建议》《我国资源潜力、趋势与对策》《中国水问题的出路》等一批卓有见地的咨询报告，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科学依据。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1997年底，中科院向中央提交的《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建设面向21世纪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思路和新时期中科院的战略选择，得到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并由此拉开了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大幕。

 

据不完全统计，自1994年以来，中科院学部接受委托和主动立项的咨询项目累计完成咨询报告104份，院士们以个人名义主动提出的院士建议118份，其中不少咨询报告和院士建议受到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许多咨询意见和建议得到采纳。

 

有关资料显示，自1998年至2003年，中科院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积极进言，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宏观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其中被“两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采纳的相关建议就达334条，得到中央、国务院领导批示的有66条。这些意见和建议在国家重大决策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力地推进了国家战略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进程。

 

 

作为中国工程科学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中国工程院自1994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促进国家工程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始终紧密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难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工作，为国家重大工程科技创新提供决策咨询。

 

据中国工程院有关负责人介绍，从1999年开始，针对我国基本国情，工程院陆续组织开展了水资源、油气资源、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以及“建设节约型社会”等多项咨询研究，为国家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了科学的咨询研究成果，一批重要建议得到国家的采纳，成为国家发展规划的组成部分和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

 

仅在2002-2006这四年中，中国工程院就组织了院士一千多人次和专家三千多人次开展了96项咨询研究，涉及工程科学技术的所有重要领域，其中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几个大企业委托的23项重大咨询研究任务，同时自选课题开展了73项发展研究；咨询研究经费也从2002年的1350万元，大幅提高到2006年的3700万元。

 

国家直接委托的项目如钱正英院士主持的《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和《东北地区水土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侯祥麟院士主持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王淀佐副院长主持的《中国可持续发展矿产资源战略研究》、张彦仲院士主持的《建设节约型社会战略研究》、范维唐院士主持的《煤炭安全生产科技问题研究》，徐匡迪院士主持的《我国城市化发展研究》和《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研究》等一批关系到国家和产业发展战略全局的重大咨询研究，成为决策层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此外，中国工程院还承担了政府部门委托的一批重大咨询研究，包括国家科技部委托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研究中的《制造业发展科技问题研究》和对《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研究》的18个研究课题进行评议，以及国家发改委委托的《十一五规划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的6个专题研究和《十一五高技术产业8个领域发展重点研究》。

 

“在2002-2006年这四年中，温家宝总理听取我院汇报6次，在我院的咨询报告及《院士建议》上批示18 次，国务院其他领导也多次听取我院的咨询研究汇报和对《院士建议》作出批示。我院咨询研究提出的大量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发展战略、政策和措施的意见和建议，被国家和有关政府部门所采纳，推动了各项事业发展。”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温家宝总理高度评价工程院的咨询研究工作，并指出：“中国工程院抓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组织各方面专家，开展跨部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服务，是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有效形式”，并且“希望院士和专家们今后结合我国国情，继续就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开展研究”。

 

对此，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强调，中国工程院是我国工程科技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是国家重要的科学技术思想库，以往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中国工程院的咨询工作要从更高处着眼，具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更充分地发挥广大院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目前中国工程院正在积极筹建咨询研究中心，准备建设一支相对稳定的咨询服务支撑队伍，协助院士做好咨询研究工作，这将使工程院的‘思想库’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发挥。”

 

在2008年6月召开的院士大会期间，徐匡迪也反复强调，瞄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工程科技问题开展咨询研究，是工程院咨询工作的基本方针；密切结合国家科技与产业重大决策和重要政策的制定、结合院地合作和“ 院士行”开展咨询工作，是提高咨询实效的重要途径。组织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研究和论证，是提升咨询水平、促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形式。

 

徐匡迪强调，作为中国工程科技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工程院要密切关注世界工程科技迅猛发展的新动向和本学科领域的新进展，奋力攻关，要为我国工程科技的发展提出一些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的意见和建议，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瞄准国际先进的工程科技水平，为我国各行各业的产业升级、技术改造做好咨询服务工作。因此“咨询工作在研究内容上要体现宏观性、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和前瞻性”，在项目的组织实施中体会到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研究和论证是尊重客观规律、保证和提高咨询研究水平的重要形式，利用院士跨学科、跨地区、跨行业的综合优势，充分发挥院士的群体作用。

 

据记者了解，目前，中国工程院共有院士701名，其中80%左右的院士工作在工程科技的第一线。近两年，工程院与国家发改委和中组部联合组织“技术创新院士行”活动，通过与地方和产业部门合作，开展各种技术攻关活动，为产业结构调整、行业技术发展和企业技术创新出谋划策，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问题，特别是共性关键技术和战略性的技术，努力促进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2001年以来，国家科技部和发改委等政府部门先后制定文件，提出了加强院士咨询工作，将院士咨询纳入国家重大工程科技问题决策程序等要求。作为国家战略决策的有效方式，院士咨询已经越来越受到各级决策部门乃至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同样不能忽视的，还有中科院下属的国情研究中心、现代化研究中心和预测科学研究中心，国家科技信息中心、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以及相关部委的研究所和大学。正如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所说，“从‘一五’到‘ 十一五’规划，从纲要的编制到相关配套政策及实施细则的制定，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科学家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心血和智慧。”

 

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作为政府决策链上不可缺失的重要环节，我国的咨询研究工作已经越来越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视，各种专家咨询会此起彼伏。关键是要如何使这类决策咨询不流于形式，不让决策咨询成为一种姿态，这需要法律的保证。

 

一方面，咨询机构的专家要坚持各自的独立见解，根据社会实际，提出合理而又可行的专业化政策方案，为政府提供决策产品；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决策咨询者，也要避免“自己搭台、自己唱戏”。

 

据了解，现在更多的情况是，要出台一项政策，内部制订了一个方案，再召集学者座谈，听取意见，“这并非实质性的政策咨询，因为缺乏可竞争的备选方案。”在西方许多发达国家，一些重大政策的出台，往往有强大的政策咨询系统作支撑，政府的角色更像是一名采购者，在诸如兰德公司、传统基金会、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等咨询机构所提供的政策方案中比对、分析、综合，最后作出决断。

 

受访专家呼吁，应尽快推进我国咨询工作的立法进程，建立现代化的决策咨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