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经济学家汤敏给中央政府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学扩大招生规模，其进言被中央政府采纳，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吹响了向大众化高等教育进军的号角。教育部宣布将大幅度扩大该年度的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并且在今后几年将继续扩大，当年大学招生人数就增加了47％，短短的几年，就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深刻转折。

 

“经济学家的进言只是一根导火索。”潘懋元说。

 

在潘懋元看来，大学扩招的产生有两个根本推动力，其一是增强国力的需要，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振兴。教育是综合国力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其他的指标相比，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更重要。

 

其二是教育的基本任务。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经过多年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水平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对教育和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家庭对孩子读大学的要求也变得更为迫切。

 

除了两个根本推动力之外，高等教育学界关于教育大众化的研究成果也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决策部门。

 

“1993年，高等教育学界就开始了有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研究。”潘懋元说。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提出者是美国教育社会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研究生院教授马丁·特罗。战后欧美发达国家先后掀起高等教育大发展的热潮，马丁·特罗据此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并得到广泛的流传。

 

“当时国内不少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文章都引用马丁·特罗的观点，但没有过系统的翻译介绍，我就让当时还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现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的硕士生王香丽，翻译了马丁·特罗的《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发表在所里编辑的刊物《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9年第1期上，引起很大的反响。”潘懋元说。

 

学界对教育大众化的介绍和推动，使得教育管理部门在进行决策时也有了相关的理论依据，“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个描述在政府的正式文件中出现之前，就已经对决策部门起了作用。

 

“1998年政府的相关文件曾提出经过若干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10％（后来依据快速发展的现实重新修订），2005年达到15％（结果是2003年就达到了这个目标），这就是在大众化语境内的表述。”潘懋元说。

 

但是仅仅有这些基本推动力还不够，大学扩招还需要一个“触发事件”。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泰国爆发，迅速蔓延到整个亚洲，并一直持续到1998年年底。在此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减少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但如何在外界不利因素众多、外向型经济受挫的情况下努力扩大内需，保证国内经济的健康和稳定增长，是摆在当时中央政府面前最紧迫的问题。

 

在加大对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和规定五一、国庆长假以促进民众消费的同时，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决策部门，经济学家汤敏的进言及时提醒了决策者们：高等教育也应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在高校扩大招生的需求下，银行鼓励高校贷款来加大学校基础设施投入，校园周边书店、文具、餐饮、电子等相关产业跟着迅速发展。

 

 

据统计，1999年高校招生人数增加了47％，2000年增加30％多，后来保持在20％以上。各地纷纷给所属高校分配招生任务，各高校在没有政府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则采取各种措施筹措资金，除了银行贷款外，高校通过办高职班、降低分数多缴费、兴办独立学院等方法来解决资金问题。

 

2002年开始，高校大规模扩招所带来的问题渐渐凸现，教育管理部门开始想控制招生的规模，但扩招已经形成风潮，此时想“急刹车”已不可能。

 

而且各地方也因为本地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很快由开始“被动的”完成任务，转变为自身的“主动追求”。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成为省级政府、市级政府的工作目标，虽然教育管理部门在努力控制规模，但成效不大。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本来是一种“预景理论”，其结果演变成了“目标理论”。

 

一个典型例子是，2003年，某省教育厅到省内各高校下达任务，要求各高校的招生数量一定要达到多少，依据是别的省市的高中生升学率已经领先本省，为了保证不能落后，高校必须加大扩招力度。

 

“这种形势一直持续到2006年，教育管理部门开始通过更强硬的手段进行控制，情况才有所改观。”潘懋元说。

 

经济学家汤敏上书中央时提出的建议是高校的招生人数3年扩大一倍，结果是6年扩招超过5倍。截至到2007年，国内高校研究生在学人数达119万人，本专科1884万人，成人本专科524万人，总数是2527万人。再加上在职人员读研数量34万人，网络高等教育310万人。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增长到2800多万人，而美国的统计数字是1600万人左右。

 

 

在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迅速转变的过程中，各种问题也相伴而生，如教师培养、经费筹措、就业等等。特别是学生培养质量问题，是受冲击最大的。

 

“目前高等教育中的问题很多，随便列出二三十个都很容易。问题多是好事，没有问题，就是一潭死水。”潘懋元说，“要发展、要创新、要改革就肯定出现问题。发展是硬道理，要在发展中暴露问题，解决问题，怕问题是不行的。”

 

“1978年全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只有100万人，如果我们害怕了，不发展了，回到以前就没有问题了吗？但是这不现实，改革就是在不断的解决问题中不断发展，我们这些搞高等教育研究的人的工作就是为解决问题的。”潘懋元说。

 

历史上，大学大规模扩招并非只此一次，1991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为61.99万人；1992年全国高校招生数达75.15万人；1993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为92.4万人。1992、1993年大学招生人数均比上年增长超过20%，而1994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又下降为89.98万人。

 

“当时扩招停止的原因也是问题众多，但这样‘一乱就关门’的做法是不成熟的表现。1999年以后，大学扩招规模更大，导致的问题更多，但是我们没有‘关门’，招生人数还是在以每年3%～5％的速度稳步增长，体现了决策部门的成熟。”潘懋元说。

 

在潘懋元看来，目前的大环境是市场经济，高等教育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面对市场经济的规律。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有利的一面是可以产生竞争，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消极的一面是容易产生“唯利是图”和“道德败坏”。高等教育要做到主动适应市场经济，选择有利因素，减轻不利因素的影响。但这一切，要建立在符合高等教育自身的规律之上。

 

《科学时报》 (2009-1-20 B4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