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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邹声文 来源:新华网 发布时间:2009-1-12 17:29:21
人淡如菊——与徐光宪“面对面”
 
作为化学家,他的科研成果使中国从稀土资源大国变成生产应用大国,所引发的“中国冲击”成功改写了国际稀土产业格局;
 
作为教育家,他撰写的重要教材哺育了中国几代化学工作者,仅在北大工作的学生中就涌现了3名院士、3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作为年近9旬的老人,他依然活跃在科研前沿,亲赴边远矿区考察,为稀土资源优化利用而操劳。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徐光宪。认识的人,都叫他“徐先生”。
 
9日上午,万众瞩目下,徐先生从胡锦涛总书记的手中接过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证书。
 
“获奖感言”:“我比不上他们”
 
先生很谦逊。
 
因为要见记者,先生特地穿上新皮鞋,打上领带,早早来到会议室。先生身边的人说,他是为了表达对晚他好几辈的记者的尊重。
 
一头银发,一架金丝眼镜,一张略显清瘦的脸庞。老人安安静静地坐着,沉稳得像一座山。记者把录音笔话筒别在他的衣领上,先生很配合地侧过身子;有人给他照相,希望他抬抬头,先生就一直抬着头,目光似乎在问:这样行吗?他还略带歉意地提醒记者,自己听力不太好,提问时声音最好大一些,并一再为自己浓浓的绍兴口音表示歉意。
 
接受采访前,先生和记者一起看学校为他获奖拍的短片。他凝视着荧屏,听着赞扬的话,神情里流露出明显的不安。
 
“北大有许多优秀的学生,我获奖的工作都是我的学生和研究团队完成的,我只是这个集体的代表。”他说。
 
“我一生在科研上三次转向,在四个方向上开展研究。在这四个方向上,我的学生已大大超过了我。我比不上他们。这是真心实意的话。”
 
先生如数家珍:他的学生黎乐民院士在量子化学领域,黄春辉院士在稀土配位化学和光电功能材料方面,高松院士在分子磁体方面,长江学者严纯华在重稀土萃取方面……“都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大大超过了我。”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超过先生,我非常高兴。”徐先生真诚地说,“这不是谦虚,是实实在在的话。”
 
先生对其他科学家也充满了由衷的敬佩之情:
 
“以前获奖的,拿袁隆平来说吧,我就比不上。他不但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对世界粮食问题也有很大贡献。”
 
“1991年,国家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钱先生是伟大的科学家,美国也把他评为20世纪的世界大科学家。”
 
“还有托起‘两弹一星’的23位杰出科学家。他们的贡献特别巨大……”
 
“我比不上他们,真的!”先生这样结束“获奖感言”,语气愈加诚恳。
 
成功之路:“不怕别人说我提傻问题”
 
先生的成功之路不平坦。
 
兵连祸接,家道中落,16岁的徐光宪为早日工作养家,上学选择了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抗战爆发,杭州沦陷,学校解散,他转至设在寺庙里的宁波高工继续求学之路;旅费被骗,身无分文,他只身来到上海,晚上做家教谋生,白天到大学听课。为了省钱,他最后考取了学费最便宜、还有奖学金的国立交通大学。
 
大学毕业一年后,他借钱自费到美国华盛顿大学读研究生,但钱很快用完了。为了奖学金,他“背水一战”,以两门功课满分的成绩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修量子化学。
 
1951年回国教书、从事科研后,为了国家和学校需要,先生三次改变研究方向;在“文革”被关过,放过牛,种过田,烧过锅炉。次次从头开始,次次都有建树。
 
作为科学家,他如何从艰难走向成功?作为教育家,他又如何带出了一批杰出的学生?先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微笑着讲起了他小时候的“傻事儿”。
 
“小时候,我好奇成癖,爱提问题。”先生笑着回忆道,“我常问大人: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头上有多少根头发?大人不回答我,说我提傻问题。”
 
许多人的好奇心就像流星一样,但童年的徐光宪没有放弃。“我不死心,仍然记着这些‘傻问题’,总希望有一天把它搞清楚。”
 
“为了找到答案,除了查书,我还在哥哥帮助下,用两块透镜和纸筒做了一个望远镜。”
 
“后来,我终于知道了答案。天上有多少星星?银河系有1000亿颗像太阳一样的恒星,整个可见宇宙,大约有100亿个像银河系那样的星系;头发有多少根?大概黄种人12万根,白种人10万根,黑种人14万根……”
 
“现在,我们中小学课堂不鼓励学生提问。”现在社会上应试教育倾向依然明显,先生特别希望中国的每间教室都能呈现这样一种朝气蓬勃的景象,“老师要鼓励学生提问,树立年轻人的好奇心。老师不是万能的,不一定要回答出学生的每个问题。回答不出来,就老实告诉学生。”
 
说到这里,语气一直平和的先生激动起来:“小孩子好奇心很重,不但不能压制,还要鼓励。很多人搞科研,搞创新,动力就是好奇心。”
 
“老师与学生是平等的关系。学生不是什么都要听老师的,老师也能从学生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作为执教58年的化学教育家,先生的师生观竟是如此通达……
 
平常心境:“我是个金庸迷”
 
先生不服老。
 
“中国科技发展,年轻人有责任,老年人也有责任。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吴文俊先生,在年龄很大时才开始搞机器证明……”
 
交谈中,先生不时主动挑起许多“时新”话题。他的学生严纯华说,先生是他们那一代老教授里第一批学会使用电脑的。现在,先生每天要花大量时间上网,了解各种信息,并经常把有用的东西“打包”转发给大家。
 
先生一心扑在工作上,他的学生说他“把工作和生活混在一起了”。
 
许多科学大师在音乐、艺术方面颇有造诣,先生坦承自己不懂。“音乐和艺术需要天才,我没有这方面的细胞。”让人意外的是,先生自称是个不折不扣的“金庸迷”。“晚饭后,我经常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感到倦了,放下就睡。”老人说自己还爱看“三国”“红楼”。
 
围棋是先生保持时间最长的业余爱好,但年纪大了,精力吃不消,就自己放弃了。拿得起,更放得下——先生对围棋如此,对生活中的不幸和苦难也是如此。
 
“文革”中,先生被当作“特务”关了好几个月,出来后还被人监视。但他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门心思扑在科研上,从不对人讲自己的遭遇。
 
同窗共读,同年回国,同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学部委员,同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先生和妻子高小霞“十同”的故事在高教科技界传为美谈。令人痛惜的是,1998年,妻子患病,不幸去世。
 
巨大悲痛中,先生很快瘦了下去。但为了妻子的遗愿,为了钟爱的科学事业,先生逐步恢复了与学生的学术讨论,并努力调节好自己的状态。
 
几个月后,先生回到了科研第一线,虽高龄而不辍。先生说:“我有稀土情结,永远解不开……”
 
面对重奖:“自己的钱已经够花了”
 
先生对钱没“感觉”。
 
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先生可以支配一笔高达500万元的巨额奖金,其中50万元归个人所得,另外450万元可由他用作自主选题的科研经费。
 
“我自己的钱已经够花了。”先生非常认真地说,“我得的奖是集体的工作成果。我已经跟大家说好了,包括那50万元在内,全部都拿出来。几个研究团队要好好商量,怎么分配使用这些经费。经费要以稀土为主,要全部放在几个课题组和国家重点实验室……”
 
把钱花在科研上,花在助弱扶贫中,先生非自今日始。
 
1960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先生把编写《物质结构》一书得到的5000多元在当时堪称“巨额”的稿费全部捐给工会,用于补助困难教职工,还一再请求工会“不要声张”。
 
20年前,他的一位学生因孩子脑瘫而陷入困境,先生按月用稿费接济这位学生。大年初一清晨,又摸黑把亲手烹好的烧鸡、八宝饭送到学生的宿舍。提起此事,先生语气中满是遗憾:“我无法帮他更多……”
 
2005年,先生获得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得到百万港元奖金。他毫不犹豫地拿这笔钱设立“霞光奖学金”,专门奖励那些热爱祖国、努力学习又家境贫困本科生……
 
如今,先生年近九旬。年寿越高,他对名利看得越淡;看透了许多,他拥有了更多。
 
淡定,又充盈,这就是徐光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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