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更充分地发挥研究所各野外生态台站的作用，从学生角度，利用这一平台多做工作，让大家有更多野外实践的机会和经历。”

 

日前，在一个名为“地理人生·名师面对面”的活动中，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度提出这样的建议。

 

活动是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生部、研究生会主办的，郑度是本次活动的嘉宾。

 

40多年来，郑度先后进藏20多次，参加了珠峰地区、青藏高原的几次重大科考活动。正是这些宝贵的实地考察经验，所得到的第一手数据资料，才有后来他在青藏高原自然环境及地域分异规律等研究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

 

“一定要立足实地，到大自然中去，才能拿到第一手资料。”郑度表示。他最近审看过的几篇论文，有的能看出来野外工作很扎实，有的显然没有野外工作经历。就自己的体验而言，他认为参与综合科考是锻炼人的很好机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郑度同时强调了团结协作精神的重要意义。他将现在作研究的主导方式——PI制称为“小集体单干”。他认为青藏科考研究的是国际前沿课题，学科之间只有很好协作、共同综合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认识和结果。

 

时代、机制的变迁，对科考工作也有一定影响。“在市场经济开始之前，研究所党政分开明显，党务与学术分开，比如地理所已故老所长、中科院资深院士黄秉维先生以前就能安心作学术研究，能把握好研究所的方向。起码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不用去想下一步干什么，我们有自己要干的事情，像1976年科考之后至1980年，我们都可以一心一意地安心作科学研究、总结考察的成果，那时面临的压力不是很大。不像现在，研究人员都非常忙，需要到处申请项目和课题。”

 

郑度说，那时每年都有一两次总结和学术研讨会，但不太重视发表论文，也不要求发表论文的数量。

 

郑度表示，20世纪80年代的横断山区科考之后的总结就做得有些勉为其难。那时已经开始实行新的研究机制，从野外回来后，不少研究人员就被拉去做其他任务了。大家精力分散，整个考察队的科学总结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不管对于地理资源领域的研究人员还是他们所带的学生，郑度认为，从理想角度看，对野外关注的主题应在宏观上保持相对稳定。20世纪70年代，黄秉维先生就前瞻性地提出要研究全球变化，遗憾的是，当时没人响应。

 

对于全球变暖，青藏高原比较敏感，目前科学界关注冰冻圈的变化较多，郑度建议，下一步从地理学科方面，也应该对表层过程，包括生态系统的变化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予以关注。此外，对青藏高原湖泊、湿地方面的研究现在还比较薄弱，特别是唐古拉山北部有大面积的湿地比较难以到达。

 

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付出很多资源环境的代价。因此，区域分异很重要，应尊重自然，特别要强调因地制宜。据郑度回忆，1975年就有人提出要开发西藏羊卓雍错一带，当时青藏队就指出要慎重，如果进行水电开发，必须有抽水回灌蓄能的工程。同时，他认为青藏高原南部的半干旱河谷地带不适宜在山坡种云杉等树木；否则，就是以生态建设的名义给自然环境带来更大的破坏。这样的例子在西部并不鲜见。

 

国家投入实施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对青藏高原环境的改善起到一定作用。郑度现在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是：“企业与地方合作中也存在问题，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圈地之后，在自己的地盘里更多考虑怎么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而不考虑环境代价。”比如，国外公司的开矿意向可能因环评未通过暂时被否了，但是，权限一下放，地方政府往往直接就与企业联系了。

 

郑度认为，在海拔5400米的地方开矿，植被很难恢复，一旦控制不好，会带来很多问题。他提醒，青藏高原面积很大，理论上，旅游景点的环境容量应当能满足需求。但随着青藏铁路开通运营，人们大批涌入高原，如果缺乏整体规划，加上景点管理不规范，在利益分割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考虑不周，就会出现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