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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欢欢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8-4-25 2:44:30
北大人民医院黄晓军:一位忘我的血液科医生

黄晓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血液科主任。
 
[科学时报 陈欢欢 报道]“我从1987年开始管病人,当时提供全程无限制服务,但是当时没有名气,给人家留电话号码人家也不打电话。”1998年之后,他慢慢忙不过来了,手机号不再告诉所有人,但电话依然不断打过来,也不知道从哪儿知道的号码。
 
这就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血液科主任黄晓军教授的门诊。
 
黄晓军1987年进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攻读研究生,博士毕业后留在北大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工作至今。北大110周年校庆之际,《科学时报》记者采访了黄晓军和他的团队。
 
“医生不是神。”黄晓军对记者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谓名医,就是别人有80%的把握,我有81%的把握。”
 
病人还是慕名而来。很多人已经确诊,还非要花三五百元挂个号,听到黄晓军一句话才能甘心。
 
不过,真正让黄晓军出名的,是他建立的单倍型骨髓移植技术体系。
 
艰难的开端
 
通过骨髓移植治疗白血病,在普通人群中找到合适供者的几率为几万分之一,在骨髓库中找到相合骨髓更是难上加难。传统方法采用同胞兄弟姐妹的骨髓,但相合率也只有25%。而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这25%的可能性也无从谈起。
 
单倍型(半相合)骨髓移植不要求配型全合,可以进行父母和子女间的移植。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和全世界的白血病专家纷纷开始研究,主要思路是去除导致排异的T细胞。1994年,意大利医学专家Aversa首先实现了去T细胞骨髓移植。但由于T细胞同时具有抗白血病的作用,去T细胞技术的治愈率只有30%~40%。
 
1994年,黄晓军还是个学生。他也在思考:T细胞是个矛盾的细胞,具有两面性。老外的思路是消灭它,那么能否改造T细胞,抑制其排异的功能,只发挥抗病的功能?
 
从1996年开始,他进行了一些尝试,结果受到一连串打击。“一直到2000年,按这个思路申请的项目都没有成功。有的专家把我认真写的东西往纸篓里一扔,他们觉得我的想法在科学上不成立,但是不成立正好是创新的地方。”
 
2000年,黄晓军从学校申请到10万元青年基金。如今手握上千万元科研经费的黄晓军对那10万元钱记忆犹新:“当时对我来说不少了,科学是要允许探索的,这笔钱对我的发展很重要。”
 
利用这笔钱,黄晓军作了第一例体外实验,结果,本来已经不治的病人居然救活了。半年后尝试了一次,又成功了。如今,他的这种单倍型骨髓移植技术的成功率达到60%~70%,同全相合移植成功率相当。
 
把风险看作是挑战和机遇
 
山东的一位病人曾说:“黄大夫真神,用十几块钱的药就治好了我的病。”一位病人家属也对记者说:“黄大夫总有神来一笔。”
 
“他确实能用几十块钱救一条生命,但是艺高人胆大的背后是很辛苦的。”血液科副教授刘代红说。
 
每天早晨7点刚过,黄晓军就开始查房了。每周一他总是一个人查遍5层楼的80多个病人,掌握第一手资料。
 
他在医院的时间一般是早7点到晚7点。“绝对的工作狂。”医师王昱说,“而且不是无奈下这样做,他确实是乐在其中。”
 
他对工作的执著令很多人不解:腰椎间盘滑脱,疼到不能走路,结果做完全麻手术的第二天,居然一个人下楼看病人去了。
 
有人说,黄晓军的脑子就像电脑——他能记住病人的任何一个小细节、背出病人一项检查项目连续几个星期的数值。“一方面是聪明,另一方面是他极其用功。”刘代红说,“黄大夫跟其他学科带头人不一样的是他的执行力,事必躬亲。”
 
同事们爱问他:你一天睡几个小时?是不是从小精力就特别充沛?
 
“我认为我做到了以身作则。”黄晓军说,“当然我也不是天生适合这行,是慢慢让自己适应的。”
 
对家庭,黄晓军谈得不多。同事们反映,他曾经承诺每周至少陪家人吃一顿饭,但现在肯定做不到。刘代红说:“加班对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黄晓军说,家里很支持,只是上高中的儿子坚决不学医。
 
骨髓移植后容易出现各种合并症,由于病人没有白细胞,很难进行鉴别诊断,看护期在1年左右。曾有一个病人说:“这1年来脑子里就两个字:怕死。”
 
刘代红介绍:“病重的病人,每天堆5000元、8000元的进口药谁都会,但是花费很大,病人的脏器也会承受很大的毒性。黄大夫就在努力作鉴别,用最小的代价解决问题。这要花很多脑筋,冒很大风险。有些病人按常规走已经不行了,但是黄大夫每每险中取胜。医生的头不好当,要在技术上服人,黄大夫这点让大家很佩服。”
 
“更多的时候我把风险看成是挑战和机遇,是创新的过程。”黄晓军说,“一个医生如果不敢面对风险,他绝对不会成为大家。大部分人被风险压下去了,只有顶着风险的人才能冒出来。”
 
黄晓军很善于总结,一次有个孩子抢救了几个小时还是去世了。病人的父亲处理完后事回来收拾东西,发现黄晓军还在病房查资料,就劝他回家休息。他说:“如果其他病人能从中受益的话,我就对得起死去的孩子了。”
 
黄晓军一直希望能解决具有共性的问题。他对科里的医生说:“看病人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承担责任的,把情况给病人分析完然后让他找别人去解决,这样永远只是个案。另一种是要承担责任的,要注意抽象为科学问题,证明对错,每个人都能力有限,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推动整个学科的发展。”
 
把病人放在心里
 
在好医生网上,对黄晓军态度的好评要比疗效的好评低。“我脾气不是很好。”黄晓军承认。有时他会对着门诊室里蜂拥而上的人群吼“出去”;有时也会“训”病人家属“瞎搀和什么呀”;刚接触他的人都反映:黄大夫总是没有表情。
 
“我不认为这是对病人不负责任。”黄晓军说,“有人提倡微笑服务,我每天面对的都是要命的病人,怎么笑得出来?我给的是内容上的服务,我的责任就是时刻把病人放在心里,尽全力对待病人。”
 
一次黄晓军发现一个病人前一天夜里心率非常低,他找到夜班医师:“这么低的心率你们不害怕?怎么敢睡觉?治重病不要跟病人说,但是我们脑子里要时刻想着:他会死吗?”
 
“很多人说他狂傲,那是不了解他。”刘代红说,“他就是个很直的人,脑子里事情太多,没时间绕弯子。”
 
听医生们汇报病情时黄晓军爱反问问题:为什么这么说?你怎么证明?有时候会直接打断对方:“这3点不要讲了,直接讲有什么问题。”批评起人来让旁听的记者都不禁脸红。
 
“可能是职业病吧。”黄晓军解释道,“其他事情都好说,但在病人的问题上必须严谨,骨髓移植的事容不得出错。”
 
好在同事们早已习惯了。王昱说:“以前挺怕他的,现在好多了。他自己效率很高,如果我们效率低或者执行得不好,他就急了。但在职业发展上对大家的帮助黄大夫绝对不遗余力。所里人的文章几乎都经过他修改,而且今天给他,明天一定改好。”
 
对小病人,黄晓军显得尤其和气,不时开个玩笑。一名小病人的记忆力出了问题,很着急。黄晓军指着记者问:“还记得她吗?”病人回答不记得。黄晓军拍着他的肩膀说:“这不是记性挺好的吗,你确实没见过她。”
 
刘代红回忆,曾经有一次,一个患者的刚上高中的儿子为了给他献骨髓休学了。“平常我们跟黄大夫说话一定要先想好,不能说废话,他没时间听。但是他那次就坐下来做这个孩子的思想工作,一直说到那孩子答应回去上学为止。”
 
坚持不放弃
 
黄晓军的门口总是围着人,一出门便围上来:“黄大夫你看看我孩子吧,他的情况已经很糟了。”确实,人民医院血液科这些年接收了不少高危、难治的病人,浙江女孩陈宇就是其中之一。
 
陈宇20岁,1岁多时父母离异,她和母亲相依为命。2006年,陈宇被诊断为白血病,后来多次复发。去年11月,上海一家医院断定她“没法治,治不好,过得了元旦也过不了春节”。
 
绝望中,陈宇的母亲严月婷来到北京。
 
据血液科教授许兰萍介绍,陈宇当时早幼粒细胞达到52%,同时并发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当时很多人觉得肯定没治了,但是黄大夫果断地接收了她。”
 
“我跟黄大夫说了家里的情况,我说没有女儿我就什么都没了,你救了我女儿就救了我们母女两个。黄大夫听完低了一下头,他说‘只要是我的病人,我就会千方百计地看好他’。”严月婷向记者回忆道。
 
黄晓军用一名福建病人的例子鼓励严月婷。那个病人长期患病,由于花钱太多看不到希望,父母放弃了治疗。但是黄晓军让他坚持吃一种较为便宜的药,最后居然痊愈了。
 
“听了这话我哭得特别厉害。”严月婷说,“以前我根本碰不到这么好的医生,那时候只有我在坚持,所有医生都放弃了,都劝我不要治了。”
 
为给陈宇治病,血液科上下高度紧张,黄晓军甚至修改了已成定式的方案,并亲自参与到很多细节中。“在出现DIC的状况下进行预处理,我们查文献都没查到。”许兰萍说。他们估计成功率在1%~5%,很可能还没植入病人就不行了。
 
严月婷回忆:“手术前我就觉得是见女儿的最后一面了。结果奇迹真的发生了!”陈宇骨髓植入成功。
 
4月9日黄晓军查房时陈宇正盘腿坐在床上吃饭,谈笑自如。“你正在改写历史、创造奇迹,知道吗?”黄晓军一进门便说。
 
“高危的病人,我们只要跟家属说清楚,病人走了也很正常,这个行业中很常见,但是黄大夫从来不轻易放弃。”刘代红说。
 
北京女孩吕侍怡19岁,急性白血病,跟陈宇一样,没有化疗就直接进行了移植手术。“从那天起,我就感觉掉进了冰河,上面封着,没有空气,没有出头的时候。”她的母亲周国弘说,“我女儿当时输液血都顺着输液管往外流,全身炎症此起彼伏。当时从骨髓库中找全相合的骨髓已经来不及了。”
 
周国弘夫妇都是律师。她说:“要说挑刺,律师最容易挑毛病,但是这里医护人员的职业精神、热情、责任、医术结合得非常好,我在这里9个月挺受教育的,自己的精神都升华和净化了。医生能这样对我们,即使孩子真有一天走了也没有遗憾了。”
 
每个人都有积极性
 
血液科不是热门科室,但是人民医院血液科一个月有近4000例病人的门诊量,每年有300多例骨髓移植手术,其中一半是单倍型移植。很多患者对记者说,只有人民医院一家能做。
 
“其实不是,全国很多医院采用了我们的模式。”黄晓军说,“但是病人看名气,所以一步领先就会步步领先。客观上也确实存在差距,这个差距体现在整体。我不是保守技术思路,而是建体系的思路。”
 
上任所长3年以来,黄晓军调整和改革的中心思想就是打造团队。“我们一直强调要建成国际一流水平,改变单项发展的局面,如何改变?不改变人永远也改变不了!”黄晓军对同事们说,“现在有这么好的平台,如果每个人能从一个角度提出问题,我们就能全方位地发展起来。”
 
据刘代红介绍,黄晓军花心思考虑团队中每个人未来的专业方向。他也提醒大家:“不是混的时间长临床技能水平就高,要靠琢磨。”血液科每周有1小时的集中学习时间,两年多来从未间断。一次一位外科大夫过来参加,说:这么多人在一起学习,只在上世纪80年代看得到。
 
在岗位设置上,他让每个人都能发挥作用,因此大家积极性很高。比如博士毕业一两年就能给主治医师的岗位。“我当主治医师两年多,自己感觉到成长得很快。”王昱说。
 
虽然对于年轻人成长和团队建设是好事,但是作为领导,也要承担更多。“我们想找他肯定能找到!”王昱说,“黄主任周一到周五保证在北京。而且只要问他,答复从来不会模棱两可,都是他承担全部的责任和风险。病人重了他恨不得比我们看得还勤。这样我们下面人干活就比较踏实。”
 
“他经常说要相互补位。中国人在一起干活容易内耗,黄大夫这种方式从组织结构上保证大家都能有事业上的发展,又能相互配合。”
 
“建设团队,有些人没有能力,有些人自私,只展示自己。我的思路是要把大家都带上去,水涨船高,重要的一点是我很自信,不怕被他们超过。”黄晓军坦言。
 
在工作上,黄晓军很少采用行政手段,而是进行很多理想、理念和方法学的教育。“人没有追求光压他压不出来。医疗不仅仅是理论和技术,信誉度、敬业精神、形象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培养职业生涯,保证队伍5年、10年、20年还能发展。”
 
2007年,人民医院血液科获得教育部年度创新团队,这在临床团队中是很少见的。
 
力争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黄晓军很自信,也很坚持。
 
“常人是为了享受生活来到这个世界上,黄大夫不是,他一定是志存高远的。”刘代红说,“没有远大的目标的支持,他这么多年坚持不下来。我说他是工作狂他不爱听,但实际上工作就是他的全部。”
 
虽然身边的人从来没听他提起过远大目标,但是黄晓军心底确实有个希望:“我真的希望能为提高中国科技实力做些事情。让外国人觉得中国人不错!中国水平不差!”
 
1998年黄晓军去美国学习,妻子也顺利找到工作,临走时美国老板不断留他,但他还是回国了,他说从来没想过待在美国。
 
目前,国际上单倍体移植有两个流派,一个是Aversa,一个是黄晓军。虽然Aversa的成功率低一半,但他的体系仍是主流。“到了今天,国外也只是对我的体系感兴趣,没有接受,他们觉得是不是只对中国人有用。”黄晓军说。
 
周国弘也向记者透露:“当初准备做手术时,很多朋友持反对意见,说这个技术只有我们中国有,我们中国的东西能相信吗?”
 
如今,黄晓军希望能更多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最近两年我和Aversa经常碰面,在同一个国际讲坛上作报告,他讲上半部分,我讲下半部分。至少现在我们能在同一个层面上交流,国际上有了我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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