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西”丛书一套共10本，即《中国哲学十二讲》、《西方哲学十二讲》、《中国教育十二讲》、《西方教育十二讲》、《中国科技十二讲》、《西方科技十二讲》、《中国法律十二讲》、《西方法律十二讲》、《中国伦理十二讲》、《西方伦理十二讲》。这套丛书在哲学、教育、科技、法律和伦理等五个领域均以“对话体”的形式阐释中西文化，所涉及的既有思想知识层面，也有规章制度层面，还有风俗习惯层面；既有对两者历史的纵向追溯，也有对两者神韵的横向比较，更有对两者趋向的前景展望。丛书主编、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陈卫平教授介绍说，“对话”作为整套丛书的体裁，被看作是将学术通俗化的一种形式，即用通俗晓畅的语言来阐述学理。放眼当今图书市场，整套丛书以对话体形式出现的情况还很少。意图是希望读者把阅读看作是和作者的对话，由此对作者的观点进行评判，在阅读中收获自己的心得。

 

“对话中西”丛书中的《中国科技十二讲》一书，以生动而不失深刻、活泼而不乏严肃的笔触，解析了“废医”背后的文化原因、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以及如果有那又是怎样一种形式的科学等核心问题，并从历史、天文、数学、地理、生物、农学、技术、艺术还有文化诸方面进行了展开讨论。与《中国科技十二讲》不同，《西方科技十二讲》不是只阐述西方科技进步的历程，还试图从历史、社会、经济、哲学和文化的多维度，着眼于探讨西方国家“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轨迹，挖掘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层出不穷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科技十二讲》以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为切入角，用“中医是否是科学”这一问题引出话题，向读者传递了一个观念——“中国古代肯定有科学，而且有非常灿烂的科学技术，这些科学技术是人类近代化或者现代化非常重要的源头”。基于对历史文化的远距离审视，书中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脉络予以梳理，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科学文化进行搜罗，分析了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国古代科学对现代的启示意义，并探究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

 

《中国科技十二讲》虽然讲的是中国古代科技昌明史，但字里行间不时彰显出每个时代的文化特征，这些特征都在相应的诗词歌赋中体现出来，让人读来趣味盎然，浓郁的人文气息也扑面而来。比如“寒来暑往，斗转星移”，就是地球运动的效应，也使“七月流火”之惑迎刃而解；此外，“炉火纯青”、“千锤百炼”、“锦上添花”、“丝丝入扣”等成语都是中国古代科技工艺的反映。上海东华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科技十二讲》作者之一杨小明教授解释说：“在中国古代，不少诗词歌赋其实就是当时科技的生动反映。”李政道先生有一句名言：“科学与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说明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态，人文环境也同样影响着科学，科学和人文总是交织在一起的。中国古代科学在这点上透射得尤为明显，诗词歌赋中有非常丰富的科学内容，要理解中国古代的科技，就要研究科学内容与诗词歌赋的关系。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固然古代科学方方面面的信息都会以不同时代的诗词歌赋的形式映射出来，但要从中找到对应的词句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需要有对传统文化的酷爱，还必须长期不懈的积累。十五六年前杨小明读博士时，导师钱临照、张秉伦两位先生反复强调的科技与人文的内在深刻的联系，以及历史学家钱穆对物理学家钱临照的影响，始终萦绕在杨小明的脑海之中，激励着他一直以来潜心钻研科学和人文的密切关联，特别是与山西大学教授高策合作系统发掘了山西古代科技中的艺术文化。所以，这次写《中国科技十二讲》方能如此得心应手。

 

《西方科技十二讲》从历史、社会、经济、哲学和文化的角度来透视科学和技术，概述西方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历程及其与社会经济互动的特点。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绍西方科学事业发展的社会制度化历程；第二部分主要是将科学技术嵌套在国家经济系统中，介绍西方技术创新活动的发展；第三部分主要是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政策、人才培养和科技共同体运行的机制；第四部分主要是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学科发展特点。

 

这本书与其他西方科学史研究的专著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宏观地从与科学发展相关的各个社会因素，举例阐述和系统剖析了西方科学发展的文化背景、社会因素，将西方科技强国的成长历程一一展现在读者眼前。譬如讲到近代科学兴起时，作者分析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对自然探究有兴趣者的原因：首先，文艺复兴引导他们发现自然美、欣赏自然美，并进一步引导他们热爱自然；其次，新教伦理引导他们通过认识自然去理解和接近上帝，而新教的这种信念反倒成了促进人们将注意力转向探究自然、从事科学研究的缘由；再次，新教伦理告诫人们自然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有助于人们不仅要去热爱自然，还进一步激发了探究自然文化氛围的形成。

 

《西方科技十二讲》中有非常翔实的案例、数据以及图表支撑每个观点，其可读性和借鉴性强，观点说服力强。一位作者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要在书中穿插海量的信息，即使废寝忘食、殚精竭虑，估计也很难一蹴而就。那么，《西方科技十二讲》的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顺义又是如何做到的？“不瞒你说，写这本书真是花了很长时间！”王顺义不由地感叹道。书中的内容是自1981年他毕业留校工作以来教学和科研的积淀，可谓是三十年磨一剑！比如，书中第七讲讲到美国的产学研及其科技政策，就是王顺义早年帮上海市科委作的课题，尔后他这部分内容穿插到了博士生的教学中，并经反复斟酌、锤炼，才收入《西方科技十二讲》中的。其次，为了保证书中数据的准确性、权威性，很多有关美国的数据都是王顺义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上搜集、汇总而来的。

 

本报记者在采访陈卫平的过程中，听到出版该书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这套丛书就数《西方科技十二讲》最厚、最沉，出版社原本打算删除几万字，但为了保持书中观点和论据的完整性，王顺义对重庆出版社坚决表示不能删减内容，因为删减任何一个论据都会让书中的观点不够充分，“如果是因为内容多了点，对出版盈利有影响，那我就不拿稿费了”。这番话让重庆出版社很惊讶——“怎么这年头还有不拿稿费的人！”王顺义这位即将退休的老教授的认真精神，深深感动了出版社。最后，书依旧按照原稿出版，并付给了全部稿酬。

 

“该书史论结合，案例资料丰实，理论紧密结合现实。”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袁运开看过《西方科技十二讲》后评价说，本书各讲之间围绕全书主题展开，既显连贯性，又展示了科技发展的不同侧面。以对话方式呈现，让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显得亲近，这也是学术通俗化的一种很可取的表达形式。由于文字表达深入浅出，学理阐述流畅，语言通俗明白，使一般科技管理工作者、广大大学生乃至高中生都便于阅读；另外，论述之层层深化又反映出作者对学术创新与内涵深化的孜孜追求，使同行专业工作者也感到读来有味，乐于参阅，真是一举两得。

 

 

《中国科技十二讲》与《西方科技十二讲》可谓各有千秋，前者着墨于古代的科技文明，后者则侧重在西方科技体制和国家政策。为何二者内容上有如此大的反差？陈卫平解释说，一方面是作者风格、研究方向不一样，另一方面与各自的写作意图有关。中国古代科技有其特殊性，与西方的科技发展存在很大差异。中国古代科技与自身的文化背景有着更多联系，而西方的科学发展主要在西方近代以来突飞猛进并走在世界的前列，因此，《中国科技十二讲》更多考虑的是文化因素。杨小明对此也说，用“集体失忆”一词来形容今天的大众对中国古代科技的了解，也许并不过分。所以，《中国科技十二讲》是想让读者能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古代不仅有科学，而且有非常灿烂的科学瑰宝和有待发掘的新领域。

 

而王顺义说，很多研究西方科技史的专著往往内史的色彩很浓厚，一般都是从哲学或认知因素和视角去考察、研究，但是研究科学发展与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关联性的图书很少。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王顺义发现要把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等高级人才培养成杰出人才，让他们只了解科学的内史是不够的，还需要掌握外史：“我国现在虽然是一个科学技术大国，但还不是科学技术强国。显然，在我们走向科技强国的道路上，必须借鉴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从这方面考虑，仅仅从科学理论和思想出发，并不能真正把握科技强国在西方崛起的原因。

 

所以，《西方科技十二讲》并不是向读者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理论和思想的发展，主要是试图从一个多方面的角度，以科学事业的发展为单元展开多向度分析，帮助读者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科学技术这一“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