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不相信刘东生先生走了，2005年，我曾经去拜访过他，那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那次去，堂而皇之的理由是请他回忆一下我国地质和古生物学的前辈尹赞勋先生，因为我当时正在为上海教育出版社写一本科学家传记，尹赞勋先生是传主之一，心中的打算却是想采访他，如果可能，更想写一写他。这不仅因为他是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更是因为上个世纪50年代，我的父亲和他同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现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我得以认识了他和侯德封、张文佑、尹赞勋、李璞等著名地质学家。那时给我的印象是，侯德封先生风趣，张文佑先生严谨，尹赞勋先生和蔼，李璞先生睿智，而他却是英姿勃发、精明强干。因为在这些科学家当中，他尚属年轻。不过，那时我年少，对他们的了解并不深刻。可能有这层关系，更可能是他的涵养和性格会让所有和他交往的人都有春风扑面、暖流入怀的感觉，他对我很热情。
他说：“你长得真像你父亲。”
我说：“您也一点儿没变。”
我们说的都是真话。他仍是那样英姿勃发、精明强干。不是吗？1991年，他73岁时还参加了南极考察队。1996年又去了北极的斯瓦巴德岛。2000年，他力排众议，赴南沙考察，据说浪高涌大，许多年轻人都晕船了，他却端立船前，踏浪南海，那份潇洒和从容，令人惊羡不已。2004年，他已经是87岁高龄，又去了罗布泊。在罗布泊的科考史上，他可能是年龄最大的科学家了。他在戈壁滩上坚忍不拔，顶风而行的身影，任是能打造出“雅丹地貌”的鬼斧神工也无法凿出。
虽然由于辈份、年龄、专业和世事浮沉的阻隔，有近半个世纪没有见到他，但他的名字在我的心中却是越来越响亮，他的形象在我心中也越来越明晰。
我曾经在陕北插过队，在黄土高原上生活过的人，都会感叹它的神奇，可是这神奇而博大的黄土高原是如何形成的，它收藏着怎样的一部史诗，记载着什么样的奥秘？插队时，我就和朋友们凭着可怜巴巴的一点地质学常识猜度过这些奥秘。当得知他用“新风成说”破解了这部“地书”，而得到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时候，我更是对他由衷地充满了敬佩。这是中国人在世界上取得的骄人成就，是我尊敬的父辈取得的成就，是我从小就熟悉的刘东生伯伯取得的成就，因而也是我的骄傲！
可是我的采访并不顺利。当谈起尹赞勋先生时，刘伯伯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他告诉我：尹先生除了学术成就斐然外，更有甘做“铺路石子”和“无名英雄”的精神。他曾经多次把已经做了许多工作的课题转让给别人。比如，他曾将志留纪地层笔石的研究资料转交给穆恩之，还曾经向许德佑、张守信、顾知微转交过课题。有人认为，这是把自己的辛苦劳动“免费赠送”，是“赔本”，而尹先生自己则认为这是“立足培养青年人，以利科学的发展”。果然，在他们之中，除许德佑于1944年因在贵州遭遇土匪袭击，和陈康、马以思一同牺牲之外，其他人都成了新中国古生物和古地层研究的扛鼎人物。他还告诉我，尹赞勋先生在科研中，从不霸占材料，不霸占人才……
其实，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为了祖国和科研工作的需要，他曾经多次转换研究方向，而且在每一个研究方向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近60年的时间里，他言传身教，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从１９８２年开始，他还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授课，指导研究生的野外考察和室内研究，栽桃育李，不辞辛劳。因而在获得泰勒奖时，他曾得到这样的评价：“刘东生博士不仅在诸多基础科学领域作出了卓著贡献，也在激励和培养中国年轻一代科学家方面作出了具有重大影响的贡献。”
谈过尹赞勋先生的事迹，我想请他谈谈自己，他却把话锋一转，建议我去采访杨遵仪先生。他告诉我，杨遵仪教授是地质学界的前辈，教育家，虽然已是九十以上的高龄，但是仍然身强体健，思维敏捷。
后来，他又提议我去采访叶连俊先生，叶连俊先生是中科院院士、我国著名的沉积地质学家，沉积矿床学家，也是地质所的研究员。他说：“叶先生是你父亲介绍入党的。”
后来我才知道，叶连俊先生作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给所里的年轻人回忆自己入党的情景时还提到了我父亲。说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当时的党委书记。
我再次想把话题拉过来，请他谈谈自己，可是他却问道：“你为什么不写写你父亲？”
他提起了这样一件往事。“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把他和我父亲，还有侯德封、张文佑等著名科学家，关在地质所的“牛棚”里。造反派规定，被审查对象只能吃五分钱一个的菜。那时的供应本来就不好，只是清水熬白菜，再加上关牛棚的人大都年纪大，身体不好，还要被迫参加劳动，交代问题，精神和体力都受到严重催残。他回忆说，“那时我们都没有经过这种政治运动。不知怎么办好，也不敢说话。就悄悄在底下向你父亲抱怨。他经过政治运动，敢说话，就跟造反派说，‘延安整风的时候，给被审查的干部吃肉、开小灶，生活待遇很好，延安整风运动可是毛主席领导的呢。’造反派听了，居然就允许我们买好菜吃了。”说到这里，他哈哈大笑。
因为谈的是我父亲，我自然听得津津有味，可是听他讲完，我才发现，时间已经太晚了，他又一次“转移大方向”，根本没有谈他自己。
那次见面，我拿了一本书《回首黄土地》，请他指正。那里面有我的文章。我在扉页上写了两行字“您是黄土地之父，我是黄土地之子”。那本书是我和朋友们对陕北插队生活的回忆。黄土地和黄土地上的人民在最困难的时候接纳了我们，养育了我们。因此，我说自己是“黄土地之子”。以后，总是怕他太忙，又知道他身体不好，没有敢再去打扰，但是心里总是在惦念着他，并在心里为他祝福。最近，得知那本收有尹赞勋先生的科学家传记，即将付梓了，我准备给他送去一本去，因为他叮嘱我说，“书出了，可要给我一本呀。”
然而，没有想到……
现在，面对他的遗像，我又想到了黄土高原，它朴实无华，慷慨奉献，从可以躲避寒暑的窑洞，到能够滋养生命的粟稷；从能够赋予艺术家灵感的天悬黄河，到能够激发中国人拼搏精神的壶口瀑布，不都是它独有的贡献吗？刘东生伯伯就如黄土高原那般胸怀博大，蕴含丰富，质朴厚重，贡献巨大。他将与黄土高原永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