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杂志的一项最新数据统计分析表明，2007年有200位科学家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申请到6个甚至更多的项目资助。其中一位项目负责人（PI）的这一数字达到了32，获得8个9个的也毫不稀奇（点击查看统计数据表）。

 

需要一提的是，《自然》杂志此次分析的数据涵盖了各种类型的NIH项目资助，除科研项目申请获批资助外，还包括追加资助（supplemental grants）和数目较小的会议和讲习班运行资助。

 

这些“大户”中的一些获得的资助经费数目也是相当惊人。比如，耶鲁大学的Robert Sherwin获得了8项关于糖尿病研究的资助，共计1450万美元。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Harold Varmus获得1300万美元，用于癌症研究。而Burnham医学研究所从事细胞调亡研究的John Reed也在11个项目上获得了将近1100万美元的资助。

 

今年2月，专门考评NIH同行评议系统的顾问团建议，科研人员应当将至少20%的时间和精力放到每一项受到资助的项目中去（详情请见：Revamp for NIH grants）。这也就是要将每位申请人的项目资助数量限制在5个以内。NIH院长Elias Zerhouni在3月5日的国会听讼中表示，“如果一个人有5个或10个资助项目，他还能继续保持研究吗？要成为PI，就必须投入时间。”Zerhouni希望能够为研究人员每年能够获批的项目数量定一个上限。

 

不过，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主任Sten Vermund表示，“（看重）资助项目的绝对数量是误导性的。”他虽然在2007年共获得11项资助，共计2400万美元，但其中一项就占去了1900万。这一项目需要四个大陆几十个研究机构的数百名科研人员，共同进行全球性的HIV预防试验。Vermund承认，之前NIH在评审时限制了一项关于艾滋病疫苗的5000万美元的项目，这教会了他很多——成功的项目资助申请应该是打包的、市场化的。他说，“我不希望这让我听起来像一个项目报告‘写手’，说实在的，这也是生物医学研究能够成功的重要一环。”

 

当然，有一些研究人员确实是踏踏实实做研究的，他们仅仅是通过工作量和研究的质量来获得多重资助。这些人表示，如果他们愿意更长时间、更加努力地工作，并继续产出顶尖的研究成果，那么也理应得到资助。华盛顿大学免疫与免疫疗法研究中心51岁的主任David Rawlings表示，“不同的人在他们20%的时间中所能实现的事情也是不同的。”

 

美国人类遗传学学会的执行副会长Joann Boughman认为，NIH需要保持年轻的研究者在独立自由的环境中工作，以便他们能够有所发现。她同时表示，NIH也应当支持那些已确定的能够产出丰富的数据、开启新的研究的实验室。“问题就在于，是否‘富人’会越富而‘穷人’会越穷？”

 

一个事实就是，美国绝大多数的生物医学研究者和Vermund这样获得资助的人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NIH的冻结资金正在创造一个“焦虑与恐惧”的环境——年轻有才的研究人员的项目申请一次次遭到否绝。

 

Zerhouni表示，这种穷富不公是由1998年至2003年，NIH资助翻倍造成的。资助的增加新创造了大量的博士，PI利用这些人的研究数据，可以提交更好的项目申请。而这些得不到资助的博士们在2003年后，NIH资助不再增加时就被晾到一边。Zerhouni说，NIH现在资助的70岁以上的人比30岁以下的明显要多，“我们正在吃‘种子’。”

 

NIH同行评审系统的改革方案将在4月中旬出台。（科学网 任霄鹏/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