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载着国人百年期盼的第29届北京夏季奥运会终于圆满落下帷幕。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取得了突出成绩，金牌数第一，达到51块，总奖牌数为100块，仅次于美国，是新中国自1984年首次参加奥运会以来最好的成绩，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也为奥林匹克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差不多和顾拜旦提出举办现代奥运设想并于1896年4月在希腊雅典首次举行同时，1895年11月27日，瑞典化学家和发明家阿·伯·诺贝尔在巴黎写下了他的遗嘱。瑞典据此于1900年设立了诺贝尔奖。
举办奥运会和颁发诺贝尔奖，一个属于体育盛典，另一个属于科学表彰，这两件延续至今均有100多年历史的大事，都源于欧洲绝不是偶然，而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今天获得奥运会金牌的体育健儿和摘取诺贝尔奖桂冠的科学家均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和尊重，有的甚至被视为本国的民族英雄。奥运会金牌和诺贝尔奖已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两项大奖。
自1901年至2007年的107年中，全世界共有518位科学家获过诺贝尔奖，其中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81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151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189位。在518位获奖者中，有3位科学家各获得过两次诺贝尔奖，即1903年物理学奖和1911年化学奖获得者M·居里，1956年和1972年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杰出物理学家J·巴丁，1958年和1980年两次化学奖获得者英国化学家F.桑格。还有6位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华人，他们是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和杨振宁；1976年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1986年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在1997年和199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各有一位华裔美国人，即朱棣文和崔琦。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尽管他们获奖的工作全部是在美国做的。遗憾的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所做的工作获得诺贝尔奖的至今还没有，这和新中国自1984年首次参加奥运会以来所获得的163块奥运会金牌数相比，反差也太大了。当然，体育运动和科学研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没有可比性。但拿下诺贝尔奖，应是国人下一个百年期盼！
诺贝尔奖100多年来所表彰的学科内容，绝大部分属于基础学科。无论在物理学、化学还是生理学或医学都是这样。只有很少部分是在那些学科中作出重大技术发明者。例如，在物理学中属于基础学科的量子力学、核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大批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计有八十几位，占了全部物理学奖获奖者的40％以上。量子力学的创建者M普朗克、N.玻尔、L.V德布罗意、W.泡利、W.K.海森堡、M.玻恩、E.薛定谔和P.A.M.狄拉克等都获得了物理学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量子力学的建立引发后来一系列划时代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从半导体晶体管到集成电路再到信息产业；从原子分子结构到凝聚态物理再到材料科学；从核物理到粒子物理再到核能、激光，20世纪许多新技术均以量子力学的发展为前提。再如，沃森和克里克提出和建立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开创了一个分子生物学时代。
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正如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化学家D.R.赫希巴奇在1991年纪念诺贝尔奖颁奖90周年大会上，回答“怎样证明从事基础研究是有道理的”这一问题时所说的：“若所有国家对基础研究采取否定的态度，则人类将遭受痛苦……从事基础研究这种努力，对人类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59年，我们对基础研究的认识也是反反复复。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我国经济建设的底子太薄，当时的科研人员主要为解决工业部门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而作一些研究。即使在制定1956～1967年的我国第一个12年科技长期规划中，也只是提出了13个方面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根本没有把基础研究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而在“文革”中，本来就很薄弱的基础研究更是遭受毁灭性打击，许多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小组，由于所谓“同实际脱离”而被迫解散，不少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改行，我国基础研究处于最低谷。
“四人帮”粉碎后，我国各方面工作开始走上正轨。1978年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来了。尤其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之后，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1986年2月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经费逐年上升。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大大上升，基础研究硬件并不比国外差，尤其是仪器设备和资金投入，不足的是软件方面，除了人才，主要是学术环境。
今年春节前夕，胡锦涛主席在看望两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钱学森和吴文俊时，对基础研究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意味深长地指出，要充分重视基础研究的战略意义和重大作用，在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重视创新人才培养的同时，还要注重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
显然，胡锦涛同志对中国基础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了解得太透了，尤其是“还要注重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说得太对了！对于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来说，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太重要了。基础研究是以自然为研究对象，探索和认识自然，求真致知，其动机为好奇，由于摸索性强、偶然性多，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既要允许失败，又需要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学术自由是产生科学创新和探索真知的根本性条件，一定要在纯学术的科学领域内，营造一种不受个别“权威”控制的自由空间，以保障完全的自由交流、评论和竞争。
当今，我国科技学术界普遍存在着学风浮躁、急功近利的现象，而一些科研教育的管理部门也用一些简单的考核评估方法，只看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而不顾其质量。采用一把尺子来评价不同学科、不同对象；硬性规定每人每年必须在影响因子是多少的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否则研究生不能毕业、科研人员不能晋升晋级等等，这等于逼迫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改行，去做短平快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注重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就显得更加重要。
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已为中国人冲击诺贝尔奖准备好了足够的硬件，当我们有了一批真正能为科学献身、对自然现象有极大好奇并不受外界环境干扰和影响的创新人才，有了一个非常宽松的学术环境，中国人的下一个百年期盼也许有望早日实现。
(作者系中国疾控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研究员)
《科学时报》 (2008-8-28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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