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整体的传统，即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大学体制在中国出现以后所形成的传统，像人们所耳熟能详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它是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新传统”的组成部分；另一个是自身的传统，即各校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后一个传统，由于仅涉及一地一校的历史沿革，社会关注度不如前一个高，大学对此的重视程度也明显不够。

 

在急功近利盛行的时候，大学不重视自身传统几乎算不上罪过，何况每所大学都设有校史编撰机构和校史陈列馆（室），所编撰的校史资料确实俱在，很容易让人产生“形式即内容”的错觉。但形式毕竟只是形式，失去传统的大学像断线了风筝，虽然也飘在空中，其实是没有稳定的指向和目标的。现在可以看到许多大学的发展蓝图大同小异，并且在同样的口号之下做“大一统”的工作，也正是缺乏切实的、适合自身发展的目标的例证。这种日渐趋同的追求除了体制的因素外，还缺乏对自身传统的承续，从而缺乏独特的灵感（或者说想象力才是根源）。

 

在“与国际接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大学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很可能在跟风式的众声喧哗中失去自我。因为“国际”并非一国，即便是一国中的“世界一流大学”也是各式各样，并都拥有各自不同的传统。这也决定了不可能忽视自身传统和现实情况笼统地去学习模仿。

 

即便从形式上，即依据一些指标体系，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形式上一味的唯“新”，必然产生不顾一切的厌“旧”。此时，回眸历史往往被看作是一种守旧，是一种缺乏改革激情的表现，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大学传统缺乏基本认知的人更是认为那时是只有“旧”而没有“新”。

 

大学对待自身传统也是如此。传统当然也在提，历史也在回顾，但受数字化管理的影响，它们已经化为几组数据和若干政界、军界、商界、学界名人的姓名。结果是传统失去了精神这个灵魂，大学则褪去了人文色彩。

 

如果没有对大学自身传统的基本认知，即使形式上做到了，实际上离传统的承续还相当远。

 

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笔者曾看到一所具有90多年历史的大学法学院的门廊的墙壁上悬挂着的中外著名法学家的画像（照片）和生平简介，一位原籍浙江的中国法学家被莫明其妙地错写成了湖南某地，而这位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法学家之一的学者恰恰是从这所法学院毕业，并且是历任院长中相当杰出的一位。

 

表面看这只是一个细节上的失误，其实却反映出对自身传统的陌生。因为这组画像（照片）在此悬挂了六七年，也就是说，至少作为入学教育的内容出现在六七届的新生面前，却既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出来纠正。与其说这是大学新生入学教育本身的缺失，不如说是学科传统、学科特色消逝的证明更合适。因为这位法学家所代表的法学学派及其思想在如今的法学院中早已没有了承续者。

 

在有识之士的呼吁下，一些大学的文件中开始出现“大学精神”以及蔡元培、梅贻琦等著名大学教育家的名句、名言，20世纪上半期中国大学的整体传统和精神也渐渐成为关心大学成长的人们议论的话题。但是，应该看到，具有整体性、超越性特征的中国现代大学的“新传统”是从许多大学自身独特的传统中提炼出来的，它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需要不断发展的。

 

因此，如果缺乏对大学自身传统的发掘、承继和发扬光大，整体性、超越性的大学“新传统”必然成为无源之水。而如果要让整体性、超越性的大学“新传统”具体落实到各校自身的发展进程之中，成为一个基本的精神准则，从发掘、承继和发扬光大自身的传统做起则肯定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