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边我终于要介绍到今天的发言人。他在博士后期间便展露出杰出的科研才能，后来领导AT&T贝尔实验室量子电子学部，正是在那时开创了用激光冷却并捕捉原子的方法，使他当仁不让地获得了1997年诺贝尔奖。他不到三十岁便任斯坦福大学教授，2004年开始总管美国资源部资历最老的国家实验室，在他的领导下，国家实验室完成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环境及能源问题报告。下边有请朱棣文。”

 

掌声未落，一位精神干练的中年男士已走上讲台，面对来自各国的科学家，他轻松地微笑着说：“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听起来真牛。但这说的是谁啊？”台下当即又响起一片掌声和笑声。

 

这是朱棣文在今年4月英国能源大会上的开场白。这位生长在美国的华人，从一个小城走入尖端科研公司，再走入名牌大学，直到今日在世人瞩目之下步入政坛，一路不无艰辛，却一直如此愉快和活力充沛，似闲庭信步。

 

 

每当被问到家庭，朱棣文总是打趣说，自己出身于一个“科学世家”。祖父辈便留洋海外，父母先后毕业于中国和美国高等学府并在美国定居下来。

 

“我家里都是成功得可怕的人，哥哥和弟弟加起来有6个高等学历，而我只有一个。不过我后来得了诺贝尔奖，就差不多打平了！”

 

在大学以前，朱棣文的哥哥是学校里各门功课纪录的保持者，老师们总是记得他哥哥的名字，并希望朱棣文能表现得同样优秀，可朱棣文只钻研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他通过看书学会了网球，甚至进了校网球队，还用小店里买到的竹子自学撑杆跳，“很快就轻松跳过两米四”。

 

那时候朱棣文最喜欢的圣诞礼物是一些复杂的手工模型，他常把零七八碎的小木片和螺丝钉堆满客厅，直到几天以后击破妈妈忍耐的底线。

 

说起这段自由自在的儿时时光，他说：“我喜欢动手，现在才知道，那些亲手建造模型的游戏时光如何影响了我后来的职业。我总能生动地想象我的分子和物理模型，在脑子里把它们转来转去。”

 

在高中最后一年，他灵感突发，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悬垂测量重力大小。而在25年后，他用得了诺贝尔奖的技术造出原子喷泉干涉仪，恰恰优化了同样目的的测量。

 

由于成绩并不突出，朱棣文未能进入最有名的大学，而是考入罗切斯特大学，可他却很知足，“没人知道我哥哥，终于可以做我自己啦。”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一位物理良师，朱棣文总是心怀感激地说：“这位老师让我们每个学生都觉得自己是特殊和独立的个体，使我们能尽全力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博士后研究后，作为一名优秀毕业生，朱棣文获得了该校的教职。但目光长远的学校却提出，朱棣文可以在任职前出去走走看看。这正合了他的心意，使他可以继续“闲逛”。谁知道，这一走就是三十年。

 

 

贝尔实验室是世界闻名的电子及物理学实验室，在这里进行的工作成就了六项诺贝尔奖。1978年，初来乍到的朱棣文被公司允许做一阵子自由研究，可以任选领域——甚至不一定是物理。他可以和“老谋深算”的行家里手以及充满好奇的“毛头小子”随意聊天，和任何对胃口的人合作。这让朱棣文如鱼得水。

 

不同于校园，贝尔实验室的每个工作人员最多只能雇一名技术员和一名博士后，这种小规模研究组的架构使得交流和合作成为必然。他说：“我们彼此都太熟了，谁开哪辆车都知道，周末谁工作，一眼就看出来了。”讲座后、午饭间、聚会中和球场上，朱棣文感到自己无时无刻不被新近发生的科学趣人趣事所环绕。贝尔实验室被朱棣文称作“科研的天堂”，而在此的生活也被描绘为一段“神奇的时光”。

 

组成世界的原子以超音速飞机的速度不停飞奔（大约每小时4000千米），因此“抓住原子”是物理界一个长久以来的梦想，一些过来人屡试屡败，朱棣文就将适时出现的自己称为一个可以被“毒害”的年轻人。一天，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对他说：“如果能抓住原子，那多好啊。我失败了，你来试试吧。”一番演算显示这实在太不可行了，朱棣文调侃说，终于明白老者为什么把这个问题交给他……

 

直到有一天，天寒地冻，大雪封了实验室的门，朱棣文一个人泰然地坐在安静的研究所里，看窗外雪花纷飞，犹如童话世界。他突然来了灵感，何不先把原子冻得动弹不得，然后再动手抓它？他将自己的主意和初步演算结果告知了老板，老板说：“你想做一些疯狂的事，那你就做吧。不过，就带着你的人做，不许再招其他人……”

 

就这样，朱棣文很快将纸上的演算化作手中的实验，他将真空室里的原子冻到接近绝对零度，又用6道激光从不同方向追捕原子——原子就这样老老实实地落入了陷阱。据说，他当时跑去告诉老板：“您猜怎么的？我刚抓住一个原子。”老板说：“不错。抓到打算干什么？”朱棣文说：“我也不知道……但这还真是不错！”10年之后，这项当年前景渺茫的实验结果变成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打破了该奖项只属于理论物理的神话。

 

有趣的是，当朱棣文给妈妈打电话告知获奖的消息，这位母亲略带嗔怪地说：“这挺好。可是，亲爱的儿子，你打算下次什么时候来看我？”

 

 

朱棣文很容易对科学界的全新领域产生好奇。他将之比喻为走进新房子，左看右看，不论看到什么都是新的。潜心研究了20多年物理，朱棣文想，既然现在已经抓住了原子，为何不试试抓住更大一点的分子？比如DNA，蛋白质，多聚物什么的。

 

完全没有生物学背景的朱棣文随手翻了翻生物书，那是一本1500页的大厚书，他只看了150页就什么也看不进去了。朱棣文于是跑到生物学家那里，用他仅有的那点生物学知识与他们聊天，说出自己的猜测和感兴趣的地方。多数时候得到的回答都是“你这想法太没根据啊”，或者“这个从前已经有人做过了”。只有极个别的时候别人会对他说：“哎呀，这正是现在的中心问题。”朱棣文取经回来，带着可行的问题去看生物教材和论文，不久便可以看懂生物学的前沿文献。

 

开始似乎就是没有目的的玩耍。朱棣文带领他的学生，用能抓住原子的光抓链状DNA分子的两端。他们发现可以抓住。“何不试着看多大的力气能够揪断它？”他们发现怎么也揪不断——DNA分子原来是这么结实的。“不如再松手试试！”结果这些生物的门外汉第一个发现DNA分子竟然能像一根弹簧一样缩作一团，每次缩的方式还不一样。在人的操作下，分子所显示出来的状态正可以用来研究它们的性质。就这样，朱棣文成功地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陌生的领域。借助他发展的物理学技术，生物界展开了一片新天地。

 

曾在他实验室工作了6年的崔博士感叹：“朱棣文对科学具有一种异常敏锐的直觉。同时他还给组内成员很大的自由，总是鼓励他们去探索自己认为有趣的想法。”

 

朱棣文对学科间合作的重视不仅局限在自己的研究。就职于斯坦福大学10年之后，他和几位教授一起牵头组建了一项名为Bio－X的项目，意在让来自物理、化学、生物、地球科学、工程学甚至法学的专家能够更方便地合作。直到今天，它仍在继续发展壮大。

 

 

1966年，朱棣文刚从高中毕业。毕业生纪念册上的他，相貌严肃，旁边加评注——“具有科学头脑”。现在看来，这句话远远低估了他所能成就的事业。

 

在1997年获得诺贝尔奖后的自传中，朱棣文写道：“我当年离开伯克利，一去不返，直到今日仍有负罪感。但我相信伯克利是宽容的。”在写下这句话时，他恐怕没有预料，在自己树立科研的“江湖地位”之后，竟然辞别斯坦福稳定的工作，回到阔别近30年的伯克利校园。

 

2004年，朱棣文经过毛遂自荐，任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同时兼任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物理及分子生物学教授。国家实验室隶属美国能源部，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级研究室，工作人员达4000多人。在他的带领下，实验室这几年已着手开展生物燃料和太阳能科技的研究。而朱棣文本人更是兢兢业业，成为美国当今最著名的环保宣传者之一。常常见他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各类论坛，衬衫袖子卷起，谈笑风生。身为科学家，利用科技解决能源问题是他讲话中最重要的主题；诙谐的语言、丰富的数据，和富有逻辑的论证是其最大的特点。

 

朱棣文说：“我们总是说‘等到完全确定时再开口’。但是在环境问题上，等到你确定时，却为时已晚。现在，大多数人宁可花1000美元修一个大理石厨台，也不愿用这笔钱来改善厨房的能源利用效率。”对于为何进行工作转型，他说：“开始的时候我只是作为一个公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但是我逐渐看到气候变化的后果是多么危险。作为一个科学家，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我们必须思考我们做什么才能改变这一局面。”

 

2007年，包括朱棣文在内的加州伯克利大学6位诺贝尔奖得主用“实际行动”号召寻求替代和可更新能源。他们一番梳妆，西服革履，围着一棵枯树摆出各种造型，其中一位甚至爬到树杈上。在现场视频中，摄影师透过镜头，对他的诺贝尔奖模特们说：“别笑，没什么好笑的。”——历史上便留下了这张智商最高，也最正统的行为艺术照。

 

朱棣文为环境问题所付出的努力和热情获得了新当选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垂青。奥巴马提名他为新一任环境部部长，要将这个毫无政治经验的科学家拉到政治老手之间来，帮助完成自己的许诺——让美国变得更加能源高效，能源独立。

 

作为对此的回应，现年60岁的朱棣文在提名仪式上表示：“有人说，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复兴经济；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总统委任小组的一员，我也相信我们必须修复我们的经济，同时走上一条能源可持续发展之路。”

 

朱棣文在一次回顾自己多年历程的访谈中，称自己走过的路都像是一场“随意的徜徉”。经历过自由的幼年和坚持不懈的青年和中年，今日的他对后来人说：“在一生中，你必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带着你的热情去迎战，永远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