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本名为《眼镜蛇事件》的小说让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吓呆了，它讲述了一名恐怖分子用病毒对纽约城发出攻击，并声称要让专家们来验证病毒的效用……

 

如果说小说只是虚构，那么美国“9·11”事件之后出现的炭疽信件、SARS后的实验室安全事故、合成生物学研究的最新突破等一系列事件，逐渐让人们认识了一个新的概念——“生物安全”。与此同时，科学界对生物技术这把具有两用性的“双刃剑”的争论一刻也没有停止。

 

 

近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举行的生物安全国际研讨会，吸引了国际科学院组织（IAP）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代表，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管理专家和伦理学家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

 

在这次研讨会上，第一位报告人、伦敦帝国大学的Geoffrey Smith就举出了澳大利亚科研人员进行老鼠免疫系统实验的例子，表明了对生物安全问题的关注。

 

2001年，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偶然发现了可削弱老鼠免疫系统的病毒。2003年，美国一个研究小组利用基因工程技术获得了一种极具致命性的鼠痘病毒，并对病毒进行了“优化”。实验中，已经接种了鼠痘疫苗的老鼠在感染这种新病毒后全部死亡，不仅如此，这种病毒还会像天花一样具有传染性。下一步，他们将在其他动物身上测试这种鼠痘病毒，并已利用类似技术手段获得了牛痘病毒。

 

“再下一步呢？生物武器恐怖分子可能会利用同样的技术手段获得能够感染人类的痘病毒。”一些科学家已经提出了质疑。但研究小组始终相信研究成果有助于科学家对痘病毒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国际社会关于生物安全的讨论已经衍生出了新的课题。传统的生物威胁主要来自于生物武器、生物战等，源自国家行为，但是现在‘炭疽信件’等事件表明：生物恐怖潜在威胁已经介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因此，对于生物安全来说，科学界的源头控制以及科学家的责任感成为新命题，而被广泛讨论。”国家出口管制专家组专家郭安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作上述表示。

 

从1994年开始，郭安凤就作为外交部的专家参加了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有关核查议定书的谈判。她表示，现在生物安全的概念进一步拓展了科学家们可能认为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都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作，但某些研究成果可能使一些“搞生物武器”的人或恐怖分子看到“前景”，并企图利用它的潜在危害性。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真真表示：“其实，我们对生物技术两面性的认识还需要有一个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引发人们对于科学技术使用后果的反思。1945年原子弹的使用震惊世界，同时科学家反对使用原子弹的自觉行为也为科学赢得了很高的社会荣誉。实际上，这是一种基于技术后果的外在性的反思，即把技术的负面后果置于‘被谁利用’或‘如何使用’这个层面上的反思。而现在技术的双刃剑已经不仅仅是被谁利用的问题，技术的两面性是内在于技术本身的，或者说它们是技术的内在结果。”

 

她解释说：“正像转基因作物对环境或生态安全的影响问题，其安全风险是随着这种技术的出现而产生的，不是因使用方式而导致的，还有‘生殖性克隆’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和伦理问题也是如此，所以，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好人用还是坏人用的问题’。实际上，人们普遍提到的，‘在技术带给人类预期的好处和利益的同时，还将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与危险’，就是这个道理。”

 

 

在基因工程研究初期的197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伯格将猿猴病毒SV40DNA与大肠杆菌质粒DNA通过剪切后拼接在一起，人工构成了第一个重组DNA杂交分子。

 

另一位生物学家普兰克提醒伯格：SV40具有致癌性，带有SV40的细菌大量增殖有可能成为传播人类肿瘤的媒介，产生严重后果。伯格接受了普兰克的建议，停止了自己的研究。但是基因重组的研究并未停止，于是伯格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伯格信件”呼吁：全世界科学家在重组DNA分子潜在危害尚未弄清或尚未找到适当的防护措施之前，应自动停止生产剧毒物质基因以及自然界尚不存在的抗药性组合的基因扩增实验，应当停止致癌基因的扩增实验。从此，科学家在基因工程研究中面临着激烈矛盾：是在新的生物技术发现之前止步，还是置伦理于脑后呢？

 

这显然是一组不可回避的矛盾。在本次研讨会上，Geoffrey Smith明确提出，对于两用性研究，反对对科学家进行过多的管理。

 

这实际上是大多数科学家的意见。中科院微生物所常务副所长黄力是较早关注这一领域的国内科学家之一。作为唯一的中国代表，他在参加2005年国际生物安全论坛时看到，很多人对关于监督科学研究的讨论有明显抵触情绪，关于实施监督的任何具体想法都受到很大挑战。

 

李真真表示：“科学家的这种认识非常普遍，有些科学家最早是不接受从伦理的视角来质疑科学研究的。但是，技术后果的内在性已经事实地要求，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在某项技术刚出现的时候，就要自觉地对这项技术的可能后果进行评估。所以，科学家应保持足够的伦理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当意识到某项研究可能会有负面影响的时候，应该以恰当的方式进行公布。如果比较严重，甚至可以暂时停止。”

 

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高福在参加会议时也表示，生物技术监管也是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控制先进的科学技术被敌对应用，另一方面，有可能会限制生物技术的发展。怎样在防止科学技术被敌对应用与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为人类造福之间寻求“平衡”非常重要。

 

 

用Google进行在线搜索，对于生物技术监管的“游戏规则”是提高到法律层面还是止步于道德层面，目前国内外尚无成型的案例。一位政策研究专家表示：“国家有关部门也没有将这一问题列为立法的5年规划。”

 

“世界卫生组织（WHO）也有很多计划，但也是在研究阶段。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关于生物安全的指南性文件，但还没有最后成型。”来自WHO的Roberto Fernandez用“on-going”来介绍他们的计划进度。

 

但有一点却在与会的国内专家间形成了共识：将生物技术的两用性在政府、科学界进行广泛宣传。

 

郭安凤表示：“如果在相关管理部门和科学界形成一个基于生物安全正确认识的氛围，将来推行任何措施就会比较顺利。此外，如果我们从国家层面上出台监管措施，可能比别的国家更有效，因为我们大部分研究课题来自国家资助。但制定和执行这些措施的前提是社会各界对这些问题有比较深刻和统一的认识，这样才能既有效防范生物技术滥用的潜在威胁又不阻碍科学研究的发展。”

 

黄力已是多次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了。他在递交给中国科学院机关的笔录里写道：一个国家在生物安全相关管理工作方面的完备程度与其科学积淀（而不是目前的科学水平）呈正相关。欧美国家对生物安全、两用问题的关注反映出其科学文化精髓，即自由探索与责任感的高度统一。西方科学家将自由视为科学研究的生命，他们通过不断自我反省，建立的各种管理机制实际上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科学自由。而缺乏游戏规则只能导致科学的混乱、无序和浮躁。

 

但黄力同时也向记者表示，生物安全不可能只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实现，促进生物安全有赖于国际合作，这是所有代表的共识。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学者、管理者对这些问题加以重视，正是他极力促成在国内召开国际生物安全研讨会的目的。

 

郭安凤表示，发达国家掌握更为先进的生物技术、设备和资源，因此在两用性生物研究监管问题上，他们也应该负担起更多的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广泛讨论并制定有关游戏规则的时候，必须积极参与，否则就可能失去制定规则的发言权。

 

李真真指出：“目前在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社会学家、伦理学家之间，的确还存在文化隔阂和制度障碍，由此导致在生物安全问题上彼此很难有统一认识和行动。其实分歧总会存在，关键是我们能否通过有效对话或良性互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所以，我们需要建构一种沟通机制，使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能够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讨论。”

 

《科学时报》 (2008-12-18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