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得

采访现场。

探访曹家沟九所旧址。

作者李合香（左）与同事一起做场记。

小组成员在胡思得（右）家采集资料。

胡思得（中）和采集小组负责人应阳君（左）、吴明静交流。

2021年9月底，为时三年半的胡思得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顺利结题。

3671分钟音频、2855分钟视频的录制，1000余件资料的采集、解读、编目、整理，40次访谈的组织实施、文字整理，24万余字的资料长编、1万余字的年表梳理，19万字的研究报告的撰写……这些数字背后凝结了采集小组成员无数的汗水和精力，而这段采集历程也已成为他们足以铭记一生的独特回忆。

■李合香

参加胡思得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是我到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九所）工作后做的第一个课题。

2018年入所不久，我受到吴明静老师的热情邀约。一周后，我如约参加该课题启动会——这是我到九所后参加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坐在会议室，看着周围陌生的面孔，内心充满期待、好奇和紧张。就这样，我懵懵懂懂跟着大伙加入了采集队伍，走进一位科学家的奋斗人生，走进了一段生动的九所史和中国核武器发展史。

听科学家们讲故事

我的采集历程是从认认真真听故事开始的。

关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以下简称采集工程）的一切，对我这个新人来说都是新鲜和好奇的，更何况我们要采访的各位皆是参与过“两弹”研制的老科学家。这些了不得的“厉害人物”，于我而言，以前只是书本和电视上的存在。

战火的侵袭、坎坷的家世、中学老师“蔡代数”的鼓励、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三本书起家、九次计算、修路搬砖、青海221理论联系实验、“上楼下楼”、“四清”运动，原子弹爆炸、三线搬迁、邓于建议书、禁核试谈判、批驳考克斯报告、加快转型、核军控发轫……我一度沉浸在一连串的故事中，听得津津有味。每次都兴致勃勃而来，意犹未尽而归。

那些故事里生动而传神的一幕幕场景，此刻想来仿若眼前：和同事一起蹲在地上吃饭时饭碗总是被鸡啄食的老邓、带着年轻人在剧院门口等着临时退票看京剧的老邓、坐在轮胎上艰难修改建议书的老邓，坚持真理拍案而起的老于、“人在221，吃的122”的老于，跟着“大白熊”修路搬砖热情参加建所劳动的大学生，试验前夕彻夜难眠脑袋里不停过电影的“胡司令”、“敲核桃”的指点，以及艰难岁月里“一斤肉”的感动、一家两年三地四口分居的辛酸……

采访，描绘时代的细节，赋予历史以色彩和温度，让书本上的科学家鲜活起来。

16人次1440分钟的现场述说，40次采访的文稿——时代的悲欢离合、命运的跌宕起伏、核武器事业的坎坷曲折尽在其中。时而振奋、时而悲伤，时而欢欣、时而无奈，时而庆幸、时而慨叹，聆听中，我始终处于震撼、感动、敬佩之中，正如采集人所说，“采集工程最不需要唤起的就是感动”。

第一次跟随跳跃的音符、安静的文字，如此近距离地贴近核武器发展史的脉搏，这段日子注定成为我一段独特难忘的人生经历。

“这些事没人问，就真的带到棺材里去了”

2018年，采集小组在一次采访中了解到关于光弹落地的事件，我们抓住线索继续探访，找到相关知情人开展深度采访，还原了当时的细节，撰文《邓稼先和同事们在核试验投弹失败后的经历》，在院所、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一年后，我们到绵阳采访时，意欲再次拜望曾受访的几位老先生，遗憾的是江崇滨、冯绍曾两位老师抱病在身，无缘得见。幸得沈中毅老先生热情接待了我们，又给我们补充讲述了光弹落地事件的细节。听到关于文章的反馈他很是高兴，感慨道：“这些事没人问，我们也想不起来，就真的带到棺材里去了，别人可能就永远不知道了。”

他们为“两弹”事业奋斗了一辈子，也低调了一辈子，只做不说的作风已经融于血液之中，不论面对的是辉煌的成就还是时代的伤痕，他们的态度始终是：不曾忘记，但也不会主动提起，过去就过去了。胡思得如此，沈中毅如此，我们采访过的许多老科学家都如此，这种不约而同的一致，令人肃然起敬。

对这些中国核武器科技事业的建设者、见证者和亲历者，我是始于仰慕科学家的声名、感动于长辈般的亲切述说，最后深深折服于他们的高贵品格。

2020年，一位当年参与抢险的队员不幸去世，2021年我们又接连得到令人万般牵挂的消息：一位老先生已经病重至难以清楚表达，沈中毅老先生也身体欠佳、曾一度进入ICU抢救。为他们担忧、祈祷的同时，我深刻体悟到，采集工程的本质是抢救工程，它抓住历史的线轴与记忆对抗、与时间赛跑，抢救整理老科学家口述资料，抢救科学文化，抢救学术传统，捕捉记忆之光、铭刻经验之光、传承智慧之光，让科学知识、精神和文化得以恒久。

原来，自己参与的是这样一份工作——责任重大、意义非凡，又迫在眉睫。

采集人走进历史的记忆，记录历史进程中的些许细节，举起一束光，照亮藏身于历史背后的科学家群体；绘出一幅画，彰显推动科技史发展的科学力量，将一贯低调的科学家的人生展露人前，给人以启迪和思考。

与“两弹”有关的那些故事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犹如沙滩上的贝壳，多采撷一些，同代人和后人就多收获一些、多了解一些历史细节。那些贝壳中藏有闪耀的珍珠。

越来越理解何谓“工程”

起初，我对采集冠以“工程”之名是有疑问的，直到我逐渐深入其中。

采集中第一次遇到挫败是在整理录音时，本以为很简单的一件事，结果一个小时的录音逐字逐句听了好几遍。看着满篇频繁涂黄标红的文字，一连串待确认的人名、专业术语、专有名词，以及戴着耳机反复重听仍未能确认的方言，我头昏脑涨，不知从何下手，后来不得不求助吴明静老师。

第一次接到做汇报PPT的任务，只得捡起五六年未曾用过的软件，从头学起。

第一次接到撰写研究报告的任务，想方设法摆脱这几年公文写作带来的遣词造句的桎梏、约束文学爱好者的随性散漫，努力回归文字本身。

我越来越理解，也不得不承认“采集工程”确实用词精准。这确实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宏大的课题，而且任务重、要求高、时间紧。但不成想，这项工程一做就是三年半。

3671分钟音频、2855分钟视频的录制，1000余件资料的采集、解读、编目、整理，40次访谈的组织实施、文字整理，24万余字的资料长编、1万余字的年表梳理，19万字的研究报告的撰写……这些数字背后凝结了采集小组成员无数的汗水和精力，是他们在工作的间隙挤出时间完成的。

怀着敬意和神圣的使命感，我们努力地高质量完成任务、达成目标，工作中不辞辛苦，也不计得失，我们以自己对采集的初心，致敬我们的前辈，致敬光辉的核武器事业。在艰难的采集过程中，我们也受到了一场“两弹”精神的洗礼。

其间，虽然我做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然而疫情的不便、孕期的种种不适、工作的日益繁重，三重困难叠加还是让我经历了一场考验。回首这三年多，想到自己微不足道的努力为采集这项重要又紧迫的大工程添了一砖半瓦，亦感宽慰和幸运。人生就是由这样无数微小但富有意义的努力积累而成，如此，才不会虚度光阴。

走访曹家沟的一点感想

在九所60多年历史中，曹家沟是不容忘却的一段。

之前我或多或少听过一些关于曹家沟的故事。1969年一纸令下，九所全体科研人员带着家属从北京搬迁到四川曹家沟。然而，曹家沟的工作、生活条件过于简陋，连大型计算机都不能使用，根本无法从事理论研究，无奈之下科研人员不得不撤回北京。从此，上着四川农村户口的九所人只能以“出差”的名义留在北京，这一出差就是整整20年。没有北京户口就领不了那个年代特有的副食本，连做饭的盐和香油都买不了，孩子上学也只能借读……

2019年，采集小组到绵阳走访，终得机会探访曹家沟。

本欲朝拜前辈们旧时所在，不想此地在九所搬迁后成为鸡舍，后被弃用，终成一片荒芜之地——破败院落被草木掩映，红砖旧房默然无语，野草藤蔓遮盖了道路，蝉鸣犬吠隐约可闻。

走进长廊，蛛网萦绕，尘土蒙面，房间里散落着生锈的鸡笼、水管。想当年，“老于”“朱老总”都曾在此伏案上班，科研人员廊间穿行……众多九所人常常提及、心心念念之地，现状竟如此令人震惊。

情绪不知不觉低落起来，这种落差使得我内心有难以名状的难过。旋即，想到我们九所人最终能离开这里、回到北京，是多么艰难又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回想读过的关于九所搬迁的系列采访文章，不禁对不辞辛劳、顶住重压为九所奔波、安定后方的李德元所长等一批人更添了几分敬佩和感激。

岁月无言，红砖为证，那些或激昂或无奈的历史，湮没在破败的院子里，但却留在每一位亲历者的记忆中。

打量着周遭，我止不住地想：当年的九所人如今提及曹家沟，怀念的是什么？肯定不是身处深山的失落、物质条件的匮乏、开展科研的艰难、事业难以为继的深忧，他们历经万难回到北京、走到现在，为何还会想起曹家沟那段艰难的过去？当年九所整体搬迁至曹家沟，多少人开始两地奔波、妻离子散的日子。虽努力抗争，但时代的车轮还是无故碾轧了九所人的青春，甚至碾碎了下一代人的美好人生，这种本不该有的牺牲，着实让人痛惜。

回望旧时行履处，当事人忆苦思甜、百感交集，后来者不仅仅感动惋惜，更要反省和铭记往昔之多艰、今日之不易。

记得当时驻足在杂草丛生的院子里，我们主任问我：“如果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你能待得住吗？”我无言以对，沉默了一下我问自己：我会来吗？我会留下吗？我能坚持吗？我若来这里，要么是有我爱的人，要么有我爱的事。如此，生活艰苦、事业迷惘、工作困顿才不会觉得煎熬。

而我们的前辈，他们也是这样吗？时代夹缝中，心系事业、艰难前行的他们动摇、迷惘、抱怨过吗？他们又是如何重新振奋起来的呢？潼江奔涌，见证了九所人九所事，却又闭口不言。

属于历史的，还是要交还给历史。过去的事，还需要倾听亲历者的诉说。来时路渐行渐远，采集者使命在肩，一直奋勇向前吧！

（作者系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政工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