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言荣

努力使我国成为世界主要的科学中心、重要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已成为国家发展到目前阶段所遇到的最大关口，也是必须要闯过的一关。尤其是如何解决“卡脖子”问题，已成为国内高校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然而，很多高校只是国家科技的“战术力量”，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还很不足。

要想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高校需要从两个层面发力：在应用研究上，要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也就是“根技术”；在基础研究上，产生“从0到1”的“种子技术”，而不仅仅是“树枝”“树叶”的修剪和完善。可以说，如果仅仅是对已有技术的丰富和完善，不管进展多大，也是一种战术性力量，都是在别人栽的树上结出的果实。

当然，对于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主阵地的高校而言，无论是解决“卡脖子”问题还是支撑科技自立自强，能否源源不断地为国家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是关键所在。

培养拔尖人才要花很大功夫，培养一个基础领域的高级人才可能比多修一公里地铁甚至比研发一颗芯片还要“烧钱”得多。

教师：科研应有“合理空间”

对于优秀人才的培养，成功的学校尽管方法路径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尤其在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方面，找到活跃在学术前沿的老师可以说是重中之重。

好老师一定要既教书又育人，既言传又身教。

当年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众多大师级人物，其关键就在于当时西南联大名师大家荟萃，教学育人氛围浓厚，老师们的科研任务和科研压力很小，要搞科研也大多以理论方面的研究为主，可以将主要精力用在学生培养上。如果老师的科研任务太重，是不太可能把学生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的，甚至培养学生成才都难成其“主业”，老师可能会把自己的成功放在第一位。所以老师的科研任务不要太多，至少不要长时间过重。

反观当下，部分学校教师科研任务过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想给教师科研“减负”，首先，国家层面的资源分配不能太过于有竞争性，或过于集中到某些或某类学校。其次，对于不同类型高校中的教师应分类评价。

因为高校类型不同，教师的科研类型和科研投入力度也各不相同，同一把尺子很难适用于所有教师。比如，重点大学教师的人均科研经费虽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我认为，以副教授为例，当前保持在人均每年60万~100万元应该是相对合理的区间，如果大大超过这一区间，教师承担的科研任务就很有可能占用其原本应花在教学上的时间和精力。

当然，文科有着自身规律，即便对于理工农医而言，也没有一个“死标准”。行业类高校可以略高一点，综合类高校可以靠近下限一些。如果在某一个阶段有很重的攻关任务，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则应以聘用专职科研人员为宜。但总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就是不能因科研任务而影响教师人才培养的中心工作，这是对一所大学本质的坚守。当然，长期不从事科研也是难以成为一个好老师的。

学生：扎实基础应与宽广视野齐飞

基础拔尖人才首先要有从事基础学科的兴趣、潜质，更重要的是，兴趣、潜质要与使命感结合起来。

当年西南联大的很多学生之所以成为帅才、引领性人才，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们刻苦学习的动力，源于科学救国的强烈信念。如果一个学生没有使命感、没有志存高远的精神、没有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是难以成为栋梁之材的。

我们常说，只有根深才能叶茂，川大校园里有一批长得很高、很茂密的榕树，其树根都是裸露在外面的，虽然树干还不到一米，但其树根方圆可以达到几十、上百平方米。人才培养也是如此，学生在大一、大二时，要学习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大三时再考虑科研、进实验室，进实验室太早不一定对人才成长有利。

培养学生宽广的视野，一方面要靠高校自身的通识教育体系，让学生在学好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更多了解和探索不同专业领域。也可以通过“导师组”的形式让学生从不同专业领域的导师身上汲取更多营养，这有助于学生多学科交叉能力的培养。

另一方面要多到国内外高校，尤其是国外一流大学、实验室或者科研小组交流学习。通过早出去、早回来，多次、短期出去，让学生感受不同氛围和环境，从而强化学生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能力。视野打开得越早，学生受益周期就越长。

同时，对于此类学生，学校还应提供更有力的保障条件。比如，给予他们更有吸引力的奖学金或助学金、更有利于成长的生活环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生活无忧、相互干扰最小。

当然，还需要特别的课程体系，尤其是更具挑战性的课程和研究型小课程单元训练，而不是简单地在传统课程体系上修修补补，也不是简单地模仿国外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要尽量构建研究型的课程体系、开展研究型的教学活动。如果只是照本宣科，拔尖人才是出不来的。

学校：处理好“锅”与“碗”的关系

一般而言，人才培养是个长周期、慢变量的工作，不是光靠大学几年就能培养出来的。这是由人的复杂性、生物的多样性、时势的不确定性所决定的，特别是战略科学家和基础学科拔尖人才成长的轨迹各不相同，很难简单复制。

也正因为如此，不同高校的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要符合自身特点，不能盲目跟在别的高校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要在学习其他高校理念和思路的基础上，发挥自身优势。

此外，从本质上看，高校培养拔尖人才更多是一种精英教育模式，在目前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大背景下，高校要想对少数拔尖人才尤其是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实施更好的精英教育，本身需要一个有利于人才自由发展的大环境，并在这一大环境中营造小的精英教育氛围。

这两者的关系有些类似“锅”与“碗”的关系，如果“锅”里的“食材”不好，整个学校都没有一个好的生态和氛围，那么把十几个人或几十个人“圈养”起来搞精英教育是很难成功的。当然，盛在“碗”里的精英教育既要吸收部分“锅”里的精华，也要体现出高水平和差异化，如此才能服众。如何在此间保持一种平衡，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进行实际探索。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长，本文由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