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鲸记》，[英]菲利普·霍尔著，傅临春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10月出版，定价：98元

■吴燕

当工业革命拉开序幕之时，人们对鲸的处理方式也完成了向工业化的转变。

1750年，人们开始在甲板上使用鲸油提炼设备，而在此之前人们必须将鲸带回港口才能进行后续处理。两相比较，这些船载设备的使用意味着人们可以在海上走得更远。

1851年，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白鲸》。在梅尔维尔生前，这部小说所引起的反响显然很难与它本身的地位相匹配，直到50多年后，《白鲸》才开始受到更多关注，梅尔维尔的作家同行劳伦斯更称之为“无人能及的海上史诗”。

说来惭愧，如果不是因为《寻鲸记》，我也并不知道在世界文学史上曾有这样一部经典之作。《寻鲸记》的作者菲利普·霍尔是英国作家，研究和书写鲸类逾二十年。不过，在我看来，他的另一重身份应该是梅尔维尔的“小迷弟”。

《寻鲸记》就是明证。不但在全书15章中的7章引用了《白鲸》中的句子作为题记，而且《白鲸》中的叙述几乎成为此书的一条线索，这就使得霍尔在此书中的书写很有些重走梅尔维尔海洋之路的感觉。为了能跟上霍尔的脚步，我也在阅读《寻鲸记》时临时抱佛脚找了一本《白鲸》来读。

《白鲸》开篇“鲸鱼一词探源”长达十余页，梅尔维尔搜集了世界著名作品中与鲸有关的文字，其作者中既有居维叶、达尔文这样的博物学家，也有库克船长这样的探险家，更有蒙田、拉伯雷、莎士比亚、弥尔顿这样的作家、诗人、剧作家。只看这个长长的“探源”就可以约略明白，一个关于鲸的话题在时间、地域、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延展性。

梅尔维尔以一个复仇主题铺展他的小说情节，霍尔则在海洋、博物馆以及文学作品中寻访现实中的鲸的踪迹。

《寻鲸记》的引子中，霍尔记述了少年时代与家人一同在温莎野生动物园游玩的经历，那里的“明星演员”是一头名叫拉穆的虎鲸，远离海洋的它每天在此表演。

霍尔说他不记得拉穆那天是如何进场的，但他却记得“它看上去像是被囚禁生涯击垮了，就连那骄傲的背鳍都软趴趴地垂在背上”。几年后，拉穆被卖给了圣地亚哥的海洋世界，然后在十年后死于心脏病。这个令人难过的故事像一个伏笔，暗示了鲸类动物与人类相遇后的命运。

鲸是地球上的庞然大物，是海中的霸主，是图画书里的妖怪或萌物，是文学作品中或隐或现的某种符号。

鲸还是友善地球的“代言人”。1977年，美国宇航局在其发射的太阳系空间探测器“旅行者一号”上搭载了一张金色唱片，除了地球上的风声雨声海浪声，还有鸟儿和座头鲸的歌声。这份寄给外星人的“情书”用地球上最美好的语言写成，它如今已经随“旅行者一号”一起飞出了太阳系，或许会将地球人的情谊带向更遥远的太空。

如此说来，鲸实在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它的形象出现在许多场景中，并因此而代表了各种不同意味，但是人们很难得见鲸的完整样貌，即使偶或在海中相遇。

捕鲸改变了这一切。正如霍尔在书中多次提到的，“捕鲸时代使人们与这些动物近距离接触”，“我们对抹香鲸的大部分了解都来自于那些意图杀死它们的人。鲸在死后才可能被人描述”。

从这种意义上说，一部鲸与人类的关系史更像是一部捕鲸史——从捕鲸到新伦理的提出再到限制捕鲸成为一个政治议题，其间有着漫长的历程。

在《寻鲸记》中，这段历程开始于18世纪，而作者不只追溯了18世纪人类的捕鲸活动，更将之与贩奴业进行了对比，并认为“在18和19世纪，捕鲸业和贩奴业都是获利丰厚、带有剥削性的跨洋行业”。

不仅如此，捕鲸船和运奴船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而进行的伪装竟也如此相似——捕鲸船为了防范海盗而设法将自己伪装成战船，而美国内战时期的运奴船则会伪装成捕鲸船。

霍尔的洞察看来深受梅尔维尔的影响，《白鲸》中，梅氏就以鲸类学的角度隐约做出了类比，更何况这部小说开始写作之时，也正是美国废奴运动走向顶点之时。

1850年颁布的《逃奴追缉法》赋予了主人们跨州追捕奴隶的权力，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则为此发起了一场空前的运动以保护他的逃奴同胞，从而成为美国第一位公开反对这项不义之法的黑人。甚至就在梅尔维尔从港口出发的那一年，道格拉斯在楠塔基特发表了废奴演讲，那里也正是小说主人公与同伴寻找捕鲸船以踏上漫漫捕鲸路的地方。

正是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使得梅氏的小说多了一重对现实苦难的观照，并因此具有史诗般的力量。

霍尔将他对这部小说的解读置于这种大事件的背景之下，也由此揭示出捕鲸以及隐藏在捕鲸行为背后的人与鲸类动物的关系无异于奴役——将自然物作为一种资源而任意进行的掠夺与奴役。

这显然并不是夸张的比喻，鲸在不同时代所遭遇的捕猎无不印证了这一点。例如小说《白鲸》中写到的楠塔基特正是现代捕鲸业于18世纪兴起之地。正是从这里，捕鲸迅速成为掠夺新世界资源的一种模式。“对美国来说，荒野就是它的公敌，跟到处有动物和土著的荒野一样，美国的海域到处有鲸，等待着被屠杀。”

彼时的世界正值工业革命拉开序幕之时，人们对鲸的处理方式也完成了向工业化的转变。1750年，人们开始在甲板上使用鲸油提炼设备，而在此之前人们必须将鲸带回港口才能进行后续处理。两相比较，这些船载设备的使用意味着人们可以在海上走得更远。楠塔基特生产的纯燃蜡烛是所有彼时的鲸制品中最优质的一种产品。与之相呼应的是，伦敦于18世纪40年代成为世界上夜晚最明亮的城市，照亮城市的则是鲸油灯。

资源争夺与利益扩张年代的鲸的命运成为人类对财富的欲念的缩影，而在战争时代，鲸则呈现出另一种象征意味。

1904年，鲸的另一种新用途被人们开发出来，鲸油被用来制作硝化甘油。彼时正值大战前夕，“在一个新的战争世纪中，这些温和的动物为世界提供了一种能炸飞自己的原料。两次世界战争毁灭了5万头鲸”。

战争年代的鲸背负了人类的苦难，但当战争结束，鲸的悲惨命运并没有因此终结。因为食物成为战后人们要解决的当务之急，而鲸肉和鲸油再一次成为首选。

早在19世纪，有学者意识到捕鲸业所面临的伦理问题。

托马斯·比尔是19世纪的抹香鲸专家。当他随捕鲸船抵达南太平洋的时候，达尔文也正乘坐“小猎犬号”在航行途中。比尔在他的考察途中看到过活的鲸，并为之深深吸引。大概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他对发生在捕鲸船上的屠杀感到惊骇，并易船而走。

在他后来出版的《抹香鲸自然史》一书中，比尔对鲸在人类消费链中的角色做了阐释，将鲸看作被奴役的生物。

近百年后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家约翰·李利提出，对于像鲸这样拥有“一种复杂的内在感受或精神生活”的动物，“我们需要一种新伦理”，它不应成为任何人或团体的财产，而且应该受到如同对人类个体的尊重一般的尊重。

如何与鲸以及地球上其他像鲸一样的动物相处，这应该是《寻鲸记》从始至终贯穿的主题。书中随处可见的对捕鲸的评论以及情感的表达无不显示了作者的态度。

除了对历史的追溯，作者本人曾一度出海并在鲸出现的时候跳入海中，只为跟随鲸的舞步。从最初因与鲸近距离接触而恐惧，到学会平静地与鲸共舞并开始“欣赏它那难以置信的美”，霍尔用自己的经历为这个关于人与鲸的故事留下了一个美好的结尾。

霍尔曾表示，“希望这个故事拥有比开头更幸福的结局”。在我看来，他在书中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并且我也相信，当他动情地描绘那些美好画面的时候，他并非想要用一种浪漫化的体验去消解捕鲸背后的残酷，而更像是一种温和的提醒：学会欣赏美好的事物正是懂得珍惜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