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温伯格。Frank Curry供图

编者按

北京时间7月24日，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史蒂文·温伯格在美国逝世，享年88岁。作为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他对创立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了表达对他的纪念，现分享其曾发表于《自然》的一篇文章。该文据2003年6月史蒂文·温伯格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举行的科学大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在该文中，温伯格为即将进入科研领域的研究生总结了四条箴言，也是他多年科研生涯的感悟和心得。

很久以前，在我获得本科学士学位的时候，物理学文献对我来说就像一片广袤未知的海洋。在这片“海洋”中着手开始任何研究前，我认为必须先弄清楚每部分的内容。如果不知道前人已做了哪些研究，又如何开展自己的研究呢？

幸运的是，我在研究生生涯的第一年中便得到了资深物理学家们手把手的指导。面对满怀焦虑的我，他们坚持认为必须先开始做研究，然后一边研究、一边学习自己需要掌握的知识。

这就像游泳，要么淹死，要么奋力向前游。结果我惊讶地发现，导师们的建议是可行的，我很快就拿到了博士学位。不过，此时我依然对物理一无所知。但我确实懂得了一个道理，也是我想给学生的第一条建议：世上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也不必如此。

如果继续用游泳比喻的话，我明白的另一个道理是，当你已经学会游泳而不再溺水时，应该向更汹涌的海域进军。

上世纪60年代末，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一名学生告诉我，他想进入广义相对论领域开展研究，而非我本人所在的专业粒子物理学领域，因为前者的原理已经广为人知，而后者对他来说是一团乱麻。

这让我很震惊，因为他所说的理由反而证明了应该作出与他完全相反的选择。

粒子物理学仍有许多创造性工作可以开展。上世纪60年代这个领域确实是一团乱麻，但自那之后，许多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开展的工作已经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建立起了“标准模型”理论，将该领域内的一切几乎都整合其中。

因此，我的第二条建议是向混乱进军，那里大有可为。

我要给出的第三条建议可能也是最难接受的，那就是原谅自己浪费时间。

教授通常给学生的都是他们认为有解的问题（除了一些十分严格的教授）。这些问题在科学上是否重要则无关紧要，因为它们就是用来让学生解决以通过相关课程而设置的。

但在现实世界中，你很难辨别哪些问题在科学上至关重要，而且你永远也不知道该问题在历史的某个特定时刻是否可解。比如，上世纪初，包括洛伦兹和亚伯拉罕在内的几位著名物理学家都致力于电子论研究，部分原因是想解释为什么所有探测地球在以太中运动效应的尝试都失败了。

现在，我们知道，他们试图解决的本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当时，之所以没有人能够建立起一个成功的电子理论，是因为量子力学还没有被发现。1905年，爱因斯坦才意识到，正确的问题应该是运动对时空测量的效应。这促使他创建了狭义相对论。

由于你永远无法确定研究哪些问题是正确的，因此你花在实验室或办公桌前的大部分时间都会被浪费掉。但如果你想有创造力，就必须习惯于将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没有创造力的研究上，习惯于在科学知识的海洋中停滞不前。

最后一条建议是，学习一些关于科学史的知识，最少要了解自身所处学科分支的历史。至少，这段历史可能对你的科研工作有裨益。

例如，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科学家，他们常常会因为相信培根、库恩、波普尔等哲学家所提出的过于简化的科学模型，在研究中受到阻碍。而了解科学史就是上述科学哲学问题最好的“解药”。

更重要的是，科学史可以让你更清楚自己工作的价值。作为一名科学家，你可能不会特别富有，亲戚朋友可能也不理解你在做什么。如果你在像粒子物理学这样的领域开展工作，你的研究甚至很难让你有满足感，因为研究结果一时半刻也用不上。但是，当你意识到你所做的工作是世界科学史的一部分时，就会获得极大的满足感。

回望百年前的1903年，那时谁是英国首相，谁是美国总统，在今天还重要吗？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那时卢瑟福和索迪在麦吉尔大学揭示了放射性的本质。这项工作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但更重要的是其文化内涵。对放射性的理解使物理学家能够解释为何太阳和地核在数百万年后仍然炙热。此前，许多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认为地球和太阳具有极大年龄，上述发现消除了科学上对此最后的异议。从伽利略到牛顿、达尔文，再到现在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一次次地削弱了教条主义的禁锢，而卢瑟福和索迪的工作只是其中的一步。现在看任何报纸都足以表明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但这是一项推动人类文明的工作，科学家们对此感到自豪。

如今，随便阅读一份报纸，你就会知道这项任务任重道远。不过，作为一项令社会文明化的工作，科学家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38/42638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