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冯丽妃

“蝙蝠冠状病毒RaTG13基因组和新冠病毒的同源性达到96.2%，但在受体结合域（RBD）上，氨基酸同源性仅为89.3%。”在7月22日国新办就新冠病毒溯源有关情况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对比了两组数据。在另一组数据中，从海关截获的走私穿山甲中检测到的冠状病毒，尽管和新冠病毒基因组同源性仅有92.4%，但氨基酸同源性却高达96.9%。

“应该认识到溯源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科学问题。”徐南平指出，“只有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事实，开展科学溯源，才有可能最终揭开真相。”

此次会议上，多位专家基于各方面的科学证据指出，新冠病毒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他们建议下一步应将动物溯源作为重点方向和领域，并对冷链传播开展进一步调查研究。

新冠病毒是自然起源已成共识

今年3月，中国—世界卫生组织（WHO）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以下简称联合专家组）最终确定了新冠病毒出现途径的4种可能性：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是“从可能到比较可能”；通过中间宿主引入是“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传入是“可能”；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然而，7月15日，WHO发布的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却让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院士感到“十分吃惊”。“该计划里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个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他表示，这透露出对常识的不尊重和对科学的傲慢。

“新冠病毒是自然起源的，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共识。”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袁志明在发布会上说。袁志明强调，2019年12月30日之前，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也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而且，到目前为止该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零感染”。

“那么，哪里来的因为违反实验室规程导致的病毒泄漏呢？所以（WHO）这种提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曾益新说。他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延伸，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

动物溯源、冷链传播是重点

此次会议上，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特别建议，今后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甚至把工作重点集中在动物源性引入途径上。

梁万年指出，今年年初，联合专家组到武汉现场工作时，中国方面已经展示了对市场动物的检测情况，对相关市场动物上游的养殖场进行了全面追溯，都没有发现阳性情况。对2018年到2020年全国31个省区市采集的38000多份家畜家禽样本和41000多份野生动物样本进行的病毒抗体或者核酸检测，结果也是如此。中国科学家没有从中国采集的大量蝙蝠标本中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

因此，梁万年表示，病原体自然进化过程最值得关注，不仅仅要考虑蝙蝠这一类野生动物，还要对比如穿山甲、狸类、貂类等中间环节相关动物进行研究。此外，对发生过疫情的一些市场，包括养殖场的上下游链条进行进一步研究也是有价值的。

与此同时，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院士指出，冷链在传染病传播中的作用值得充分重视。从流行病学上已经发现了冷链和疾病流行的对应关系。如从北京新发地疫情和青岛疫情都可以看到密切关联。而且在青岛疫情中，冷链物品表面不但检出了病毒核酸，还能分离和培养出病毒，这证实了冷链物品表面有活病毒存在。

同时，他指出，在“冷”和相对干燥的环境下，病毒的存活时间、保持感染性的时间比较长。“目前国际贸易背景下，冷链环境中人—物的传播，加大了病原体传播的复杂性，特别值得进行调查和研究。”王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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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要“真求起源”

“科学研究在溯源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徐南平说，疫情发生后，我国部署了五大科研方向，溯源是其中之一，并被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通过与各国科学家的共同努力，我国溯源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截至7月19日，中国与美、英等国外团队联合发表溯源相关论文225篇，国内研究团队发表论文352篇；依托国家生物信息中心，建立了全球共享的新冠病毒信息库，已收集分享全球范围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253万余条，为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近30万用户提供了服务。

但“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难题，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徐南平表示。

随着多国科学家对新冠病毒溯源的持续研究，梁万年指出，已有多项研究结果表明新冠病毒在全球多地的出现时间要早于先前的已知时间。如2019年11月，一位意大利女性的皮肤活检多处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原位杂交反应性等。“这也表明，武汉可能不是新冠病毒突破界面的第一现场。”他说。

“溯源过程如此复杂和多元，我们要‘真求起源’，并应当拓展视野。这是全球各地多点、多方位、立体溯源的重要方向性问题。”王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