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化石剖面附近搭帐篷。

大竹卡的过江轮渡。

南木林的化石剖面。

■罗伯特·斯派塞

直到要返回英国了，我们仍没有采到欧布堆的植物化石。所以到了2000年，在英国开放大学弗格森基金（Ferguson Fund of The Open University， UK）的慷慨支持下，我们第三次来到西藏。

这一次，雅鲁藏布江的渡轮正常运行了，我们以最佳的身体状态来到欧布堆，在村子南边的山谷的平地处扎好营。

我们的到来很快就把当地的小孩都吸引过来了，几分钟后，整个村甚至一公里外的人都知道，有老外来了。考虑到那时还没有手机，这种信息传播的效率实在惊人。我们把帐篷搭好，旁边早就围满了小朋友，他们一边笑着，一边在我们的睡袋里来回打滚，这种欢迎方式真是太欢乐了！

这次接待我们的仍是郭双兴教授，他协调了几位当地藏民来帮助我们采化石。这着实帮了我们大忙，因为有两名队员在加德满都发生了严重的食物中毒，在拉萨调整的那几天也没能完全恢复。

每位队员都有各自的任务，来自俄罗斯的同事——阿列克谢·赫尔曼（Alexei Herman）、我和郭双兴教授专注于植物化石的采集，而另外三名同事则负责调查大范围的地质背景。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收集周围区域的地质信息，也是为了保证在肠胃不听话的时候能找到大石头作为如厕的最佳地点。

不幸的是，我们的到来把当地孩子的兴趣和注意力充分调动起来了，听说村里一帮兴趣盎然的孩子们总是跟在一位同事的屁股后面，以至于在他急需私密空间的时候不得不为了摆脱他们而翻山越岭。

藏民们在我们五年前就发现的化石点上开始工作了，我用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一幕。随着一块接着一块的叶片化石被发掘出来，我们知道这个区域的地质抬升历史之谜终于要被解开了。

很快藏民们就明白我们要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了，我们刚采到数量可观的化石，他们就往山的那头去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半个小时后，他们带着一批保存精美的化石回来了。

他们找到化石的地方在400多米高的陡峭的山边，这些化石实在太漂亮了，我们可不能放过。尽管高海拔带来了不良反应，我们坚持着爬到了这个新的化石点并继续发掘。后来我们发现这两个点其实是同一个化石层位，有一个近40°的倾斜角度。

经过两天的采集，我们已经有400多件标本，足够进行数据分析了。另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的同事克服了身体的不适，并找到了火山灰的层位，通过同位素分析就能够为我们提供植物化石的确切时代。

我们清点了采集的化石，辅以青稞酒和糌粑作为庆祝。糌粑是一种藏民在地里劳作时吃的食物，使用青稞面制成，招待我们的藏民把青稞酒和青稞面放在一个皮袋子里混合，揉成团后反复揉捏直至其失去黏性。从皮袋子的光泽可以看出，只有日复一日的使用和用沾满泥土的手反复摩擦才能形成。

我吃了一根香蕉，在剥皮的时候藏民一个劲儿指着我卷起的袖子下露出的胳膊。然后好几个藏民围了过来，轻轻地拔我手臂上的毛发。这时候我为我浓密的毛发感到自豪，所以接着又毫不犹豫地解开我的衬衫露出了胸膛。看到这一幕，我们的新朋友简直笑翻了，开始站起来又蹦又跳地做着猴子的手势。

我再一次感到这种普世的幽默，是不需要语言来说明的。对全人类来说，享受世间的趣事和玩笑是多么重要，它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最后，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给予我们热情款待的当地藏民，把化石挖掘用的镐头和铁锹送给了他们，然后返回拉萨。

由于能携带出国的化石数量有限，我们请郭双兴教授将化石材料带回南京，并计划把所有的化石拍成照片后再离开。

我们带了照相机和便携翻拍架，本打算在野外就着阳光把照片拍好，之后发现直接在拉萨的酒店里完成拍摄可行性会更高些，不过得先找到摄影用灯。在20年前的拉萨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花了一晚上的时间一家一家店挨着找才终于找齐了我们需要的一切用品，一个“摄影工作室”就在酒店房间里搭建起来了。

首先，所有的化石需要清理一番，并依次编号、拍摄，最后打包，以便由郭教授将其运回南京。最后，为防止未曝光的胶卷被机场安检机器的X射线破坏，我们在酒店的浴室里就把黑白相片冲洗出来了。这些化石凝结了我们的心血，最终成为我们2003年发表于《自然》的论文的重要材料。

我们发现，欧布堆地区（南木林）早在1500万年前就已经达到了现在的近5000米的海拔高度，那时候有落叶阔叶的森林存在，与今天只能生长稀疏草地的环境截然不同。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我们对青藏高原地貌演化的认识。

最重要的是，它使我们认识到青藏高原在这1000多万年来的抬升并不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论其抬升机制是什么，总之这一过程发生的时间比以前认为的要早得多。

这篇论文也成为研究青藏高原形成演变的经典论文，至今仍经常被引用。这项工作还间接地帮助我寻找那梦中的香格里拉，因为它在日后为我创造了许多在中国研究机构工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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