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时代的简单活法》，董云川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定价：42元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很多时候，教育是讲台上的一本正经，但在董云川看来，“教育无趣，是最大的悲哀”。

董云川任职于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曾经是该研究院院长，如今自称快乐的“教书匠”一枚。他的新书《复杂时代的简单活法》是一本师生对谈集，文中小有明示、多有暗喻，嬉笑怒骂间，试图说破现象背后的真相。

教育的第一位助手是幽默

董云川的文章通常都是这样打开的——

“我家有狗名‘蛋蛋’，女儿在做乡村社会实践时把这个泥巴坨坨搭救回来。确认过眼神后，它立即成为自家人，开启了‘它是你的一部分，你是它的全部’之人狗奇缘。”

“我家门前挖了个鱼池，七年前朋友将垂钓来的红鲫鱼放生其中，次日购得十余条同款鱼儿，凑齐二十四乾坤之数。三年前又汇入五条锦鲤。不经意之间，竟衍生出若干代中小鱼儿。自然演进出乎意料，结果落得今日一池游弋的生命，热闹似魏晋南北，足以世说新语。”

正说着蛋蛋，可话锋一转，发现他讨论的是“活法”。蛋蛋亲历城乡二元生活，从乡间流浪者变为城市新宠。而人的生活方式未必能活到狗的境界。许多人未必称得上现代人、文化人。他将文化上的“隐性贫困人口”归因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

“鱼池中的教育”更是大有乾坤。教育如水，鱼儿似学生，教育的魅力尽在为个体生命成长的不确定性提供恣意生发的空间，舍弃多元多彩而指向整齐划一，大学就无异于供应链上的流水线，推送到社会上的职业者大都似可以被人工智能轻易取代的螺丝钉。

苏联教育家斯维特洛夫曾说过，“教育家最主要的，也是第一位的助手是幽默。”而在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今天，“有趣”越来越多成为教书育人的稀缺品质。

当然，所谓的“趣”并不是与肤浅、迎合画等号。如何做到“有趣”而又不失深度？除了与生俱来的幽默细胞，靠的是作者的人生积累。不要把作者的“人狗情缘”“鸟语话今生”当作呓语，作者早年经历仕途、市场诱惑之后，依然坚定教育初心。看尽名利之后，更有一双慧眼。

十年高教之约

本书撰写的初衷，更像是赴一场十年之约。

2012年，董云川应《江苏教育》杂志之约，撰写新年寄语，每年元旦必有新作。即将当年的所思所想以新年寄语的方式与其所指导的研究生们展开真情对话，无意间成就了一本活生生的教育文化生长集。

2019年，作者的新年寄语写到第八回并发誓即将以“十年”为周期罢笔之际，经济学家何帆首发了以30年为期的《变量》丛书第一册。何帆的想法很有见地：“当人们都在讨论哪里是风口、哪里是潮流的时候，我会带你去看洋流。风口不重要，潮流不重要，洋流才重要。”

二人的言说缘起不一样，竟然异曲同工。只是师者眼中的“洋流”，无关经济，只关乎育人。

2017年是高校“双一流”建设首年。董云川在《2018：千万别成为时间的笑话》中写道，过去一年，教育势头发展强劲，大学校园捷报频传。但真实研究大多变成了仿真研究（看起来像研究的研究）。后者的危害更严重！技术可以仿真，学术却不能仿真。

在《2020：在平庸里打趣》中，他写道，大学朝一流者，必先摆脱平庸之困，再去“探究的场所”（伯顿·克拉克）里发现学术研究的乐趣，体会趣味盎然的教育人生。“时下教育平庸的表现至少有三：一是庸俗不堪，二是平淡无奇，三是高调重复。”

正如他在书中所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时间一到，真身自现”。

更想回到西南联大的师生画面

曾经那本十多年间再版4次的《找回大学精神》，让董云川成为国内研究大学精神的先行者。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周祝瑛受到该书启发，在台湾地区掀起了一场超过1700名教授的签名活动，高呼找回大学精神。

20多年过去，大学精神终究没有“找回”，慢慢地，有关大学精神的讨论声音也越来越少。董云川在《2019：活法》中以蛋蛋在梦中寻找女朋友、他还在现实中寻觅大学精神，表达了自己的失落。

“我理解的教育理念很简单，就像西南联大有好的先生、充满希望的学生，大家坐在一起探究真理。”董云川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自称“黑老兔”，弟子们组建了一个“黑兔小分队”。每年他都会在家中召开师生音乐会，拉小提琴、弹奏古筝……师生之间其乐融融。在他看来，“大学就应该让学生心中充满理想”。

他的学生、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顶明表示，这种师生之间的亲密和互助独一无二，这种原生池塘的养育过程，充分体现出了一个真性情学者的别样风采。

而落于纸上，董云川又是“严肃的幽默”。本书明知“说教有风险”，仍然执着于“对话抒真情”。书中尽显师徒交谈的意趣。从新冠尚未斩灭之际回溯到世界末日预言之时，中间穿梭着整整十年的教育人事世事变迁、文化积弊、学术困境、个体觉悟和师徒情谊。

“本书是喧嚣教育世界里的一针醒脑剂。书中的教育辩解、文化剖析为我们打开了洞见世界的小小窗口。”他的学生刘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