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冬天，陈心启在家中校译《兰科植物的受精》。

■陈静

春节前陈心启老师给我发微信说，待节后天气暖和之时，再相约见面讨论书稿。我也准备尽快看完稿件，整理好疑问，集中去向陈老请教。

不料3月30日傍晚，接到消息说陈老师当天去世了。此后几天，我内心的波澜久久不能平息，既愧疚于没能尽快编好稿件，竟让陈老带着些许遗憾离开，也痛心于我们又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作者和译者。

清明节假期，我心里挂念着陈老师，特地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网站浏览缅怀陈心启老师的专题页面。当看到一张体现陈老晚年工作状态的照片，用的是2015年冬天他在中关村家中校译《兰科植物的受精》时的照片，很受触动。因为当时我正坐在对面，看着年事已高的陈老，抿着双唇，眯着眼睛，认真审读插图，写字的双手尤其使劲，我忍不住用手机拍下此照。

陈老生前以兰为事业，以兰为乐趣。我特地寻得一棵白色蝴蝶兰，剪下三枝花剑，与鹤望兰一起，做成一小花束，以寄哀思。

我和陈心启老师因达尔文的作品而结缘。

《兰科植物的受精》原是他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唐进等前辈一起翻译的作品。数十年后北京大学出版社拟再版该书，我寻到陈老，他非常高兴，并且愿意对照英文重新进行校译，以修订早年因为资料不足而留下的诸多遗憾。

此后我便常有机会登门拜访陈老。去的次数多了，也大概了解他的作息时间：每天早起工作，保证每天工作四小时；中午午睡；下午固定的时间陪老伴下楼散步一小时；每天给老伴捶背按摩两小时。在谈到老伴时总是满脸幸福；谈到三个儿女时，亦是夸赞不断；对助手关爱有加；对居家保姆谦和有礼。

2018年5月的一天，陈老坐公交车来编辑部给我送书稿。其间我们聊到了王文采院士。陈老特别诚恳、十分认真地说：“王文采院士特别友好，他的品格高洁，是最让人敬佩的科学家！”

2019年12月，陈老送给我一本他的书《中国杓兰属植物》，此书为中英文双语写作。彼时的陈老，除了听力弱一些外，看上去一切都很好。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其实陈老当时刚刚经历过一场大病的治疗。

2020年春节放假前的那个下午，我捧着一盆颜色比较少见的蝴蝶兰登门看望陈老。他先是告诉我每年家里一定会收到几盆兰花，让我以后别再多花钱。然后又夸赞道，“这个巧克力色的兰花很特别、很少见，你很会选花。”

当时我正在编辑达尔文的《植物界异花和自花受精的效果》一书，遇到了困难，很自然又想到求助于陈老。他答应先看看书稿，还说这样正好给自己找点事情，避免老年痴呆。仗义相助的另一个原因是这是达尔文的作品，陈老师虽然不曾明说，但我知道。

那天陈老随手翻阅这本书，在没有原文的情况下，仅凭借自己丰富的英文语法储备，就指出了译文中一个术语的翻译问题。虽然尚未得到验证，但陈老非常自信地说：“我不相信达尔文会犯这样的错误，一定是中文版弄错了。”

我遍寻国内的图书馆和网络资源，也没有查到这本书的英文版。之后在定居美国的苗德岁老师的帮助下，终于辗转获得了该书的英文版PDF。

2020年4月19日上午，我们约在海淀医院对面的马路边的长椅上见面。彼时，国内新冠疫情虽已得到有效控制，但仍在管控当中，出版社也不建议接待访客。当时我们俩都戴着口罩，把中英文书稿放在长椅上一字排开。

陈老首先想到的是查证此前认定的那个错，果然如他判断的那样，是中译本弄错了。我后来每每跟同事分享这件小事，都感佩不已。

那天，坐在长椅上的我们，多了一份相见不易的珍惜感，颇有点特别意义。

陈老自豪地聊起自己此前战胜疾病的奇迹。我既惊奇，又心疼。看着眼前厚厚的书稿，多了一份于心不忍的负疚感。但陈老师见到英文原稿很是兴奋，觉得从此有据可依，完成校译工作指日可待。

其间有一位女士停下来，关切地问候陈老的近况，从他们的交流中我得知她正是植物学家唐进先生的女儿。陈老在谈到唐先生时，双手抱拳，举向右上方，对着天空连连作揖：“唐先生是我的恩人，对我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

8月3日，我们第三次相约在海淀医院对面见面。陈老把《植物界异花和自花受精的效果》校稿交给我，嘱咐我把达尔文书里附注中引用的原文献逐一核对。

那天，陈老师随着稿件一起交给我的信件中，特别称赞了苗德岁老师为本书撰写的导读。然后告诉我，他接下来要忙一本一千页的著作，中翻英，是个大工程。

万万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我和陈老的最后一面。幸好，陈心启老师的名字，和达尔文的名字一起，留在了书上，留在了作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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