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倪思洁

近几年，地方政府在推动大科学装置建设方面热情颇高，不少地方在国家统一部署之前就启动了先行研究。例如，武汉市政府和武汉大学研究推进武汉光源项目；深圳已经投入经费开展中能同步辐射衍射极限光源装置的总体规划和物理设计。

对于地方争相规划建设大科学装置一事，有专家指出，此种做法有可能会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的问题，且大科学装置本身可能被建成“面子工程”。

那么，地方为何要建大科学装置？是否做好了建设大科学装置的准备？对此，《中国科学报》专访了曾任上海光源二期总工程师、目前正在主持武汉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武汉光源）筹建技术工作的武汉大学教授何建华。

《中国科学报》：武汉为什么会提出要建一个光源？

何建华：我到了武汉之后切身感受到，武汉光谷的发展因为没有光源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北京、上海、合肥的光源距离远，对武汉光谷发展的支撑明显不足。比如，上海交通大学在上海光源有140多个用户课题组，而湖北全省在那里只有60多个用户课题组，在2020年之前，没有一家湖北企业用过上海光源，而上海及周边地区有50多家企业用到了上海光源。这不是上海光源对本地区有倾斜，而是距离近会带来很大的便利，上海用户与装置科学家沟通交流多，申请越写越好，成果越做越好，然后申请成功的就更多，这是一个循环。做得好的地方越做越好，其他基础弱的地方，竞争力就越来越弱。

《中国科学报》：武汉光源目前的筹建情况如何？

何建华：湖北省、武汉市都非常积极地在推动这件事。目前武汉光源还没有纳入国家规划，我们先行启动了前期的预研工作，希望把第四代光源关键技术掌握好、把准备工作做好，进而推动省内立项、国家立项。

《中国科学报》：与国内现有光源相比，武汉光源有什么特殊之处？

何建华：武汉光源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建一个低能区的光源，然后是建一个中能区的光源。目前认为用户需求最多的能区是中能区。从数量上看，这块的用户最多、最密集。上海光源是中能区光源，但它是第三代光源。

与上海光源相比，武汉光源属于国内也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第四代光源，其亮度更高，对微观结构的分析灵敏度和分辨率更高。武汉光源一期要建造的低能区光源，可以提供全世界最高亮度的同步辐射极紫外光，支撑下一代光刻技术的研发，支撑芯片技术的发展。

《中国科学报》：武汉是否具备建设光源的基本条件？

何建华：从技术上看，国内因为上海光源已经积累了很好的第三代光源技术经验，北京在建的第四代光源也开展了相关预研，具备了建设第四代光源的条件。而且从用户角度看，国内已经拥有了大批高水平科研用户，他们对第四代光源的需求很迫切。

武汉也有相关的技术积累，武汉大学牵头组建了光源技术团队，已经引进了一批国内外专家。同时，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也是共建单位，相关专家也会加入到光源团队中来。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以吸引人才为主，积聚一批专家队伍，培育一批青年人才，武汉大学在人才引进方面已匹配了1亿多元的经费。

《中国科学报》：武汉光源大约需要多少建设经费？

何建华：低能区光源大约在8亿元，中能区光源大概需要37亿元左右，总的加起来大概在45亿元左右。

《中国科学报》：您觉得由地方主导建造大科学装置是否可行？

何建华：我觉得是可行的，国家经费有限，要平衡全国各个地方的需求，像武汉地区非常需要光源来支撑光谷的发展，但国家规划尚未将其纳入。地方上有需求，地方政府认识到其对自身科技发展的重要性，想先行推动，我觉得是应该鼓励的。

《中国科学报》：这样是否会带来重复布局的问题？

何建华：地方政府在投入时也会非常慎重，只要需求充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当然，国家对大科学装置布局加强引导也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科学报》：武汉光源如果能建成，会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何建华：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只讲一个例子，百济神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利用上海光源研发了一个抗癌新药，并于2019年11月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后来一年的销售额达10亿美元。虽然这个药不是完全靠上海光源做出来的，但上海光源加快了它的研发进度。由此可见，武汉光源能够提升武汉的光电产业和芯片产业技术能力，带来的间接经济效应将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