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浮雕

■姚远程

和清华大学结缘还是在原单位——航天部061基地，毕业后从事的第一个项目是在红旗2号制导雷达车上加装频率捷变抗干扰系统，清华电子系是牵头单位，负责人是茅于海。他是著名桥梁学家茅以升的侄子、工程机械学家茅以新的公子。他的专著《频率捷变雷达》是我国无线通信抗干扰方面的经典，他带领团队研制的样机，获得过1984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项目中还有彭应宁、山秀明、刘宝琴等老师，过去只在教科书里看过，现在竟一个个走了出来。那一年是1984年，清华电子系迁回北京不久，所以从他们的言谈里经常能听到绵阳，听到曾经的清华分校。

那是他们这一代人，用了10多年时间，到龙门山里抬青石，去涪江岸边运河沙，在青义坝上开砖窑，把绵阳北郊一块1000亩左右的坡地，建成了建筑面积达30万平方米，有较为完善的教学、科研、实习设施，配套完整的生活、医疗、教育环境的清华大学绵阳分校。

我当时对绵阳并不熟悉，只知道这是一个聚集了不少三线企业的地区。直到15年后，我来到这里工作。

西南工学院是清华大学绵阳分校迁回北京后，从石棉县大山里迁出的建材学院，和清华留在绵阳的校舍校友合为一体。当时我还打电话去咨询薛保兴老师，他当时是清华产业公司副总裁，管着同方、紫光和清华出版社等企业，一说起绵阳来，就滔滔不绝。

没多久，西南工学院要改名西南科技大学，还新增了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作为新来的专业教师，因我过去做过不少科研项目，学校派我到清华电子系进修。大约一年时间，听了近10门课，获得20个学分。

作为一所著名的大学，清华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而电子系上下仍弥散的分校情结，最是让人感动。

第一次秋游，是去位于门头沟的阳台山景区，我被安排坐在前排，身边是德高望重的吴佑寿先生和周炳琨先生。吴院士可以说是中国数字通信的奠基人，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主任，国内只要是学无线电的，就没有不知道他的。周院士是光电子学家。科普丛书“和科学家爷爷谈科学”中激光分册，就是周炳琨写的。而这次陪了他们一路，在大觉寺仰望千年银杏，登妙峰山放眼满山红叶，我们一路说的都是有情有义的绵阳故事。

霍燕燕老师是绵阳人，她和她丈夫胡思正教授，几乎每周都带水果去宿舍看我，还送给我胡老师家乡的大红袍茶叶。

我在老校区随手拍了一组照片，发到朋友圈居然收到好多回帖，特别是清华的老先生们给我发来的一个个询问。“那栋亮着灯光的三层小楼，是分校留下的教师宿舍吧？”“银杏树下那一条蜿蜒的石阶，是老图书馆上到后山的路吗？”周祖成教授，更是一口气回了好几百字。把当初怎么送孩子到托儿所、怎么在露天剧场看《红灯记》讲得绘声绘色。

我选修过周老师的《FPGA与数字电路设计》，每周一次。150人的教室，每次都能来200多人，把文南楼一个旧经管报告厅挤得满满当当。FPGA在当年是新技术，周老师在清华首开了讲座，还把课程配套的校内竞赛推广成为由清华牵头、其他重点高校参加的全国邀请赛，进而升级为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成为教育部学位中心认定的系列创新赛事之一。

在进修的那一年里，受杨知行老师教诲最多，不仅是因为听完了他讲的《光纤通信》，还因为当初实验室就在他那里。后来他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是制定国家数字电视标准的负责人。我后来在长虹公司的一个项目论证会上再次遇见他。评审结束后，我带他回学校，在老校区的梧桐道上畅所欲言。杨老师做事很低调，从不夸夸其谈，只有说起过去的岁月，他才会滔滔不绝。

清华分校迁回北京时，李征帆老师没有回清华园，而是调到上海交通大学。我无缘在清华听他的课，却在西科大的后花园请他吃过一次饭。那一年他刚办完退休手续，没有惊动任何人，独自一个人来绵阳，在分校的老校区走走转转。在路上有过去的员工认出了他。我听说后，开车带着他从老区到新区，看了不少地方。

李老师的好口碑来自学生。多年前，研究生们自发组织投票，在网上评选中国最优秀的研究生导师，李老师名列第三。他指导的学生3人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前100名），6人获得提名（前200名），其中就包括上海交大现任副校长毛军发院士。

那是一个周末的午后，在穿透紫藤花架的斑驳阳光下，呼吸着和煦春风吹来的阵阵花香，李老师给我传授为人之道、为师之道，受益匪浅，感激终生。

周淑华老师的课程《程控交换与综合信息网》，案例里经常会提到绵阳，提到跃进路上的407厂。那时他们开发的数字载波，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程控交换。

而我当初选她的课，却是因为喜欢西阶教室。紧挨着清华大礼堂，离朱自清的荷塘不远，窗外就是著名的闻一多雕塑。

还有四教，梅顺良老师和王京老师在这里讲《移动通信》，让我见到最初的移动通信终端是背在挎包里。曹志刚老师和刘序明老师在这里讲《通信原理》，我至今还保留着他们手抄给我的习题答案和思考题。

每次课前课后或课间，我最喜欢的是在走廊散步，可以一个班级一个班级欣赏学生自办的墙报，几乎每周都会更新。

下课的时候就去东大操场。清华北大和牛津剑桥的田径对抗赛，也就是1999年，在这里举办了第一届。那几天的校园里，突然多出的不仅是运动员，还有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他们骑着自动车，一路摁着铃声，把东大操场附近挤得水泄不通。

我也去看了，在马约翰的雕像前，知道了清华人“要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还知道了由马约翰倡导的清华大学曾经的校规，就是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强制关闭所有的宿舍、教室和实验室，只开放体育场馆。

我的实验室位于东楼四层，正好看见主楼广场上飘扬的旗子。其中最醒目的一面是“厚德载物”的紫色旗，印有“清华大学”四个大字。而右侧有面红色的旗帜也很醒目，那就是高高飘扬的“电子工程系”。当时的系主任是冯正和，我常去冯老师的实验室看测试天线。

那一年是1999年，潘长勇老师博士毕业刚留校，我赶上听他的第一堂课。每次上课都会来不少督导，上课时给学生发调查表，下课时和青年教师反馈交流。潘长勇为此还在课下吐槽。前几年，他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王希勤留在了导师彭应宁的团队，10年前作为电子系主任和校党委史宗恺书记一起来绵阳参加清华大学100周年校庆活动。

1999年还举办了分校返京20周年纪念活动，60多位老教师回到绵阳时喜极而泣。2019年又举行了40周年的系列纪念活动。

1999年，还是个跨世纪的年份，也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骑车去天安门广场看游行，跟着喜气洋洋的人潮往前移，我就觉得下个世纪一定会特别美好。

他们也许正是有了这样的期许，才会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也才有青年才俊脱颖而出。一代代传承坚持，一代代努力，才会有成就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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