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金武

10月4日至7日，2021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三大奖项陆续揭晓，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每年的诺贝尔奖成果是如何产出的？中间有哪些趣事？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在不久前举办的2021中关村论坛上，美国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亲临现场，分析了基础研究之于重大成果产出的重要性，并分享了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些“小奥秘”。

诺贝尔奖产出成本非常高

“什么是基础科学？它是意料之外的发现，是没有办法预测的。”迈克尔·莱维特表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发现。

他引用神话故事“斯里兰卡的三个王子”来解释基础科学。斯里兰卡的王子们出海寻宝，一路上意外发现了很多原本没有去寻求但很珍贵的东西。迈克尔·莱维特表示，基础科学成果，往往也是“意外发现的有价值的物品”。“一个科学发现，就像是中彩票一样，很难按照计划走，很难预测。”

如今，世界不断走向开放，能否一个国家做基础科学、一个国家做转化工作、另一个国家做工程工作？“为何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基础科学？因为我们要教人们如何探索未知，每一个领域都需要鼓励探索，这就是基础科学的价值所在。”迈克尔·莱维特说，各国要积极推动基础科学的发展。

他认为，目前开展基础科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有两类，一是大学的研究机构，二是类似医学院这样的研究机构。这两类机构最有可能产出诺贝尔奖。

那么，产出一个诺贝尔奖，需要多少成本呢？迈克尔·莱维特以2015年各国在基础科学上的投入为核算基数，估算了诺贝尔奖的产出成本。

据估算，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平均产出成本，在美国是280亿美元；其他国家围绕这个均值上下浮动。“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概念，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迈克尔·莱维特强调。

半数获奖者与诺奖得主早有渊源

迈克尔·莱维特还发现，有一半的诺贝尔奖得主，或者本身就师承诺贝尔奖得主，或者在他们的职业生涯、研究生涯中，认识、共事于诺贝尔奖获得者。

例如，英国生物学家和结晶学家马克斯·佩鲁茨与同事约翰·肯德鲁一起，共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分别于1948年和1951年加入了马克斯·佩鲁茨的实验室。后来，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两位科学家因阐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共同获得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我是幸运的，与上述两位科学家（克里克和沃森）都有过共事的经历。”迈克尔·莱维特说。2013年，他因为“为复杂的化学系统发展了多尺度模型”，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这也导致了这样一种趋势：获得诺贝尔奖越多的国家/高校，越有可能获得更多诺贝尔奖。例如，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凭借充足的科研资金，吸引顶尖科学家入驻，100多年里诞生了2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

5个人的小团队更合适

“我们需要非常充足的经费支持，一个团队每年开支大约为160万美元。我们需要小的团队——大概5人左右的小团队，那些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不会选择20人的团队规模。”总结诺贝尔奖的规律时，迈克尔·莱维特表示。

“如果你们的团队太大，建议大家找一个小一点的团队。”他说，“你们应该2个人组队或者3个人组队，最多不超过5个人组队，做你们想做的任何研究，做最‘疯狂’的研究。科研不要害怕犯错，科学研究不犯错，就不可能做出成果。”

在迈克尔·莱维特看来，科学研究不能有太多的官僚作风。“实验室或者任何组织，都有一定的官僚制度，但是我觉得应该去除这种制度，让科学家更好地钻研科学。”他表示，“我们做实验申请使用一种化学试剂时，不会去考虑试剂是否昂贵、是否需要得到领导的批准，只需签上名字就可以把试剂拿走。”

科学研究也要“趁年轻”。迈克尔·莱维特表示，对于科学家来说，早期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持续研究。“所以，高质量的基础研究需要研究资金，也需要全职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