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秀娣

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破除“五唯”顽瘴痼疾，本质上就是要力戒学术评价中的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关注学术成果实际水平和贡献的“同行评议”必将是今后教育科研评价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同行评议制度是专业领域学术评价的国际惯例，但其自欧美引入中国后，出现了“权力支配，人情主导，标准缺失”等诸多问题。不少人认为在国内现有的文化背景和学术生态下，同行评议很可能被各种权威意志和“帮派”势力所“绑架”。如果同行评议在国内就会由“橘”变为“枳”，那么国家教育科研评价改革将陷入困境。

当前学界人士和社会大众对同行评议存在的各种质疑反映了现实问题。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同行评议制度本身，恰恰是同行评议制度没能很好地实施到位，同行评议的优势没能很好地发挥出来。

同行评议的精髓是让“学术权力”在学术评价中得到充分尊重和行使，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国内一些评审专家在同行评议活动中不是站在独立、客观和专业的立场，而是听命于“长官”指示，反而使得同行评议变成了“学术权力”让位于“行政权力”的合理合法途径，并由此产生出了种种“龌龊”行径。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破解，将会严重影响同行评议的科学性和公信力。要让同行评议在国内依然是营养丰富且深受欢迎的“橘”，必须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保证同行评议中的“同行”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同行。同行评议的逻辑意义就在于学术问题唯同行才能由表及里、客观公正地评价。真正的学者只认真理，只要发现问题，他们一般都会直言不讳地说出来，较少会毫无顾忌地干出违背学术道德和有损自己学术声誉的不上台面之事。而现在的一些所谓同行专家，他们本身就是靠关系起家的“伪劣”专家或者是长期忙于应酬、疏于学术的“冒牌”专家。他们学术评判能力低下，在同行评议中更容易有意或无意地被各种非学术性因素带偏。同时，现代科学发展既细分又交叉，越是高精尖的学术评价，对同行专家的研究方向要求越高，所以开展同行评议活动、组织同行评审专家的负责人首先必须是同行专家，这样才能够保证其邀请的评审专家是真正的同行专家。

第二，同行评议中的专家评审是一项需要高投入的专业工作。同行评议的科学性，最终体现在同行评审专家的工作结果上。众所周知，学术评价处于知识生产的最高层次。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讲，同行评议中的专家评审工作既需要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又需要大量脑力和体力的投入。国外有的专业人士当评委不拿物质报酬，他们把学术评价视为使命和荣耀。虽然国情不同，但国内却存在评审专家参加学术评议工作事先不阅读到手的评审材料，也不做任何相关的学术准备，到现场随便拍脑袋“胡言乱语”的现象；还有评议过程中专家闲扯、接听电话，甚至中途开溜办私事，把理应正儿八经投入的工作变成了闹着玩还有高收益的奖励或福利活动。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这种把专家评审工作视作对个体学术资历、名望或人脉等“馈赠”的想法和做法，是对评审工作的严重亵渎。

第三，具有可操作性的申诉机制是同行评议的有机组成部分。同行评议如果没有配套的公开、透明、经得起公众质疑的申诉机制，不能称之为同行评议。同行评议的公平、公正性来自于学术共同体成员对各自权利和义务的主张，以及学术规范的自我约束和相互监督，其中被评方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现代科学技术已具备让各种非学术的人为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降到极低的可能。这就是说，通过申诉机制来倒逼同行评议的组织者和评审专家不敢玩忽职守完全行得通。相信只要申诉机制完善并执行到位，那种早已内定好人选或者找几个评审专家来糊弄一下的假同行评议就会难以“生存”，而那些态度、能力或者其他因素不合格的评审专家也更有可能“露馅”。

第四，同行评议是需要多元主体和多项制度保障的系统工程。同行评议绝不是涉及几个专家的事，而是由组织者、评审专家、被评者和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主体构成的系统，主要职责可分为组织者拥有管理职责，评审专家拥有评议职责，被评者和社会公众拥有监督职责。不同主体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制度体系、执行机制来加以明确和规范。具体来说，相关的制度主要包括承诺制度、回避制度、遴选制度、培训制度、追责制度、奖惩制度等；相关的机制主要包括专家遴选机制、专家培训机制、利益冲突回避机制、反欺诈和反贿赂机制、同行评审专家的诚信调查（监督）机制、项目申请人的申请和申诉机制、信息公开机制等。相信随着各方主体职责的落实和各项制度的完备，国内同行评议的科学、客观和公平、公正性会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最后，有必要再次重申，学术评价从重视指标数量到强调成果质量，同行评议是学术评价“绕不过去的坎”。大家担心国人骨子里“拉关系，讲人情”的文化基因会让同行评议“变味”，“五唯”中就有很大的同行评议成分。今天我们把同行评议可能出现的问题放到台面上来直面和解决，虽然工作量和难度会大大增加，但只要上下齐抓共管、同心协力，相信同行评议在中国不仅不会由“橘”变“枳”，而且会更加香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