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吕莳媛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2020年11月出版，定价：82元

■赖芳玉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曾说：“邪恶不单只是表面上的样子。”正因为如此，我们很难看到邪恶的本质，更难估算与它的距离，因为我们或许就身在其中。

2019年，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成为年度现象级口碑剧。最近，包含剧本、主创人员访谈、导读等的新书《我们与恶的距离》出版。

书中的王赦律师承接人神共愤的随机杀人案辩护，却说：“他们是罪人，不是恶人。”这句话点出一个叩问：杀人触法的人不是恶人，谁会是恶人？萨特为何认为邪恶不只是表面的样子，触法难道不是邪恶的直接标准？

或许举两个真实案例，就会明白罪人与邪恶不一定画上等号。

2014 年某日午时，在医院病房内，一位卧床的老妇人遭人以水果刀刺入左胸而死亡。凶手是她的丈夫，判决记载他不忍妻子长年重病卧床，自忖精力、经济无法负担照顾重责，也忧心子女刚成家立业，难以负担照顾老父病母的身心及财务压力，因此起意行凶。最后法院认为“客观上引起一般同情而显可悯恕”，判决：杀人，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另一则是一名21岁身心障碍的年轻人无力工作，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内贫困，三餐不继。一晚家中瓦斯使用殆尽，他念及母亲在外辛劳一天，回家却无瓦斯可供应热水，于是夜里窃取邻居的瓦斯桶。

从这两则事件看，这名老者与年轻人或许是罪人，但不一定是恶人。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提到，“犯罪是对社会组织不正常现象的一种抗议，如果社会组织正常，一切犯罪行为就会消灭。”因此，我们不仅很难从犯罪直接断定邪恶的本质，甚至犯罪本身就是整个社会的病兆，那么，谁是邪恶者？

若说人生如棋盘，棋盘是黑白棋的对决，如卡通或英雄剧中正与邪的对立，我们很明白它们的距离。然而等你活得够久，也够明白，或许会发现我们不会永远是持白棋的人，我们偶尔会换局持黑棋，也或许无法分辨棋子的颜色，就如同找不到真正的邪恶。

犹太裔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旁听参与大屠杀的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的公审，她发现：“邪恶的平庸性才是最可怕、最无法言喻又难以理解的恶。”真正的邪恶藏在欠缺思考的平庸之中。

因此，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在法治的社会结构下，究竟为何衍生出这些无法预测的随机杀人事件，严重割裂社会安全网？

这本书很大胆，因为它把世人最容易理解的邪恶如杀人、最期待的罚如死刑，通过每个角色的叙事，叩问这个“简单”，带入“思辨”。

它试图从黑白棋对弈的迷局找到我们与恶的距离。从罪人、犯罪受害人、媒体、律师的位置，让读者看到每个位置的困境，也让每个位置的人互相辩论，直到理解或和解。

王赦是出卖灵魂的恶人吗？

李晓明在戏院随机杀人，造成多名被害者死伤，王赦担任李晓明的辩护律师。他不仅承办该案，还担任杀死女童案辩护人，为何屡接如此惨绝人寰案件？他说：“要理解李晓明犯案动机的背后脉络，才能预防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要探究李晓明到底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他不是为了利，因为法律扶助基金会给的酬金，少到仅够支付阅卷费和几趟车资而已。难道为了名？然而承办如此惊悚的案件，招致自己被无止尽地咒骂与攻击，甚至波及家人，谁想争这种恶名？他只是一个本于良心为社会安全找答案的人。

书中死者家属代表人物乔安，她与恶就站在对立面吗？

除了被害者身份，乔安同时代表媒体——所有社会大众对于正义的转述者，双重身份让她有无法被挑战立场的资格。但书中很巧妙地安排她与属下大芝，也就是加害人李晓明的妹妹共事，擦出不少火花并点出一个问题：“媒体杀人”。

乔安说：“我们就是无良媒体……从小到大你跟哥哥相处，他是怎么样的人，你觉得你们家庭教育没有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早一步了解他，他可能不会犯下这种滔天大罪……”而大芝回应：“我哥是杀了很多人，但我们一家人连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吗？”“你们杀的人没有比我哥少。”乔安与恶有绝对的距离吗？

罪人李晓明是恶人吗？

20年前美国科伦拜高中发生校园枪击事件，其中一名加害者迪伦的母亲苏·克莱博尔德多年后在TED演讲，她说：“这么多年来我不断探问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这听起来很简单，却至今没有答案。”她在《我的孩子是凶手》一书中写道：“他是邪恶的吗？我花了很多时间思索这个问题。”

这本书对李晓明案件没有给出答案，却明确地探讨更多关于思觉失调症患者、更生人及其家人遭到社会歧视的议题，似乎隐讳地指出邪恶本质，那就是社会的偏见，以及迫不及待的排挤、隔离，呼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犯罪源自对社会组织不正常的抗议。

不过，我认为这本书藏在最深处的意涵是：邪恶来自欠缺思考的危险。而你我都可能正在走向邪恶，却毫无所知。

（本文系《我们与恶的距离》一书导言，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