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八沈公》，脉望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定价：65元

■江晓原

◎编者按

1月10日清晨，著名出版人沈昌文于睡梦中辞世，享年90岁。

沈昌文生前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后发起创办《万象》，退休后仍一直活跃于出版界，甘当“业内临时工”。著有《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也无风雨也无晴》等。

沈昌文长期执掌的《读书》杂志，形成了既有对学术文化界的前沿思考、又坚持大众化活泼文风的独特风格，被誉为“值得学人骑自行车经过时踩一脚刹车，下来鞠一躬再走的所在”。

在出版界，几乎人人都尊称沈昌文一声“沈公”。但声望卓著的沈公留给人们的却是一个“老顽童”的形象。

《八八沈公》一书由沈昌文的旧识、好友、后辈为纪念其88岁寿辰所作，书名意为“扒一扒”沈公鲜为人知的旧事、新事，甚至糗事。在书中，读者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天真、机智、幽默、随心所欲的沈公形象，也能窥见中国当代出版史上的一个缩影。

本报特节选书中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一文（有删减），以作纪念。

我与沈公的交往，若以“神交”言之，已有40年历史，可谓久矣。然而我对沈公的印象，却是零零碎碎拼凑起来的。这些零碎的印象，有的属我亲历，有的得之传闻，有的来自文献记载，有的出于个人解读，拼合起来，或许能够形成沈公一个鲜活的侧面。

沈公与扫地僧

我第一次见沈公，是在怎样一个场合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有一些报纸记者，沈公对他们自我介绍说：我是三联下岗职工沈昌文。然后又加了一句：我在三联扫地。那时我的弟子穆蕴秋还在我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有一天我偶然和她说起记忆中沈公这两句奇特的话，她立刻想到了金庸《天龙八部》第四十三章“王霸雄图，血海深恨，尽归尘土”中的少林寺藏经阁扫地僧，大为叹服道：沈公厉害，他是在以扫地僧自况啊！当然，这是她的个人解读，沈公当时是不是在以扫地僧自况，那只有沈公自己知道。不过，以沈公在出版界江湖的勋业和名声地位，真要以扫地僧自况一回，自然也无不可。

其实我和沈公打交道，可以追溯到整整40年前。只是说来奇怪，这番交道当时我自己并不知晓，所以可称之为“神交”。却说那时我还在南京大学天文系念本科，但已经成了刚刚创刊的《读书》杂志的粉丝，有一次心血来潮，给《读书》编辑部写了一封读者来信，建议他们给自己另外取个英文刊名，不要叫做“DUSHU”——这个建议直到今天《读书》也没有采纳。但令人惊奇的是，我的这封读者来信，沈公居然一直保存着，而且还在他晚年的书中提到了，并登了信件的照片！这就让我着实受宠若惊了。

沈公与“三结义”

沈公是一个热爱工作的人，他在《“海豚书馆”缘起》一文中说：“俞晓群、陆灏和我，在将近二十年前有过一次‘三结义’。……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三结义’了。”沿用“桃园三结义”的比喻，沈公最年长，自然是刘玄德了，那关、张二位，偏偏和我都是多年的朋友。特别是俞晓群，每次“南巡”上海，必会招宴，在他的饭局上，有多次是他们“三结义”都在的，于是又得到亲近沈公的机会。

沈公提到的“三结义”成果之一，是1998年创刊的《万象》杂志。我为这本杂志写过多次稿件，这当然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这份杂志，特别是喜欢她的风格。在沈公“三结义”中的陆灏离开《万象》杂志之后，继任者仍然保持了陆灏的风格，直至杂志寿终正寝。我保存着《万象》从创刊直到2013年结束的全套杂志。

沈公负责《读书》杂志多年，曾为她付出过大量心血，那肯定是沈公“爱”的对象。当然《读书》杂志也是我“爱”的对象，不过我之“爱”与沈公之“爱”不可同日而语，我只是保存着《读书》从创刊以来的全套杂志，并且不时为她写稿，略效绵薄而已。

记得那时《读书》杂志正在经历着她历史上文本最不吸引人的阶段——所幸这个阶段早已经结束了。沈公当时有名言曰：“我现在不看《读书》了，只看《万象》杂志。”这话大得我心，因为我当时《读书》杂志也看得越来越少了，只是出于怀旧心理、恋旧情怀，对她的常年订阅依然继续着。那时我也贡献了一句小小的“名言”，这“名言”后来被沈公载入他的《也无风雨也无晴》一书中。“江晓原教授近年有一句名言：‘我忽然发现《读书》近年变得不好看的原因了！哈哈，那是因为——李零已经不在上面写文章了。’此语在网上流传极广。”

我有幸被沈公品鉴的“名言”虽属玩笑，却也能再次得到印证：《读书》不久之后就在很大程度上回归了沈公先前重视文本可读性的传统，那上面又有好读的文章了，而与此同时李零也恢复在《读书》上写文章了。

沈公与《读书》杂志之思想及文本

沈公在图书出版界江湖上的惊人艺业，我不大敢置喙，那得是沈公“三结义”中写了三大本《一个人的出版史》的俞晓群那样的资深优秀出版人才有资格谈论的。但是对于《读书》杂志，我自认有一点一孔之见，或许值得说两句。这也是我后来学习了沈公的著作，回顾前尘往事，得到的一点体会和印证。

《读书》创刊之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始，但承“文革”余绪，许多“左”的思想和观念仍然禁锢着许多人的头脑。故此时的思想解放，就是要冲破“左”的桎梏，勇于学习西方的先进之处。《读书》创刊号上“读书无禁区”一文，就深合此旨。那时《读书》上大量秉持此旨的文章，让我爱不释手，印象深刻。近读沈公题赠《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一书，谈及《读书》创办时的宗旨，竟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不觉掩卷而兴“难怪如此”之叹。

将《读书》办成一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在当时是有很大阻力的。沈公回忆说：“有一天，听一位舆论界的领导人在嘟囔：一家出版社，怎么办起思想评论杂志来了，那不已经有了《红旗》吗？”奇妙的是，这番话却帮助沈公领会了《读书》的使命。

现在回忆起来，在20世纪70～80年代之交，初创的《读书》之所以会吸引我这样一个天体物理专业的理科大学生，“思想解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读书》创刊的前一年，即1978年，最让中国科学界兴奋的事，莫过于“科学的春天”，其实《读书》当初的使命，又何尝不是在呼唤人文学术的春天呢？

《读书》吸引我的第二个原因，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读书》上的文章好读。用学术黑话包装一下就是“对文本有美学追求”。我当时只是感觉《读书》上的许多文章与其他杂志上的明显不同，《读书》的许多作者学植深厚，还能有一番锦心绣口，所以让我特别爱读，却不知这也正是《读书》有意追求的境界。近读沈公题赠之《也无风雨也无晴》，对此得到有力印证。里面谈到当时对《读书》上文章的要求，首先是“厚积薄发，行而有文”，甚至“不文不发”。沈公回忆说：“我们退掉过很多著名学者的稿子，他们的观点可以，但是文笔实在不行。”

像《读书》这样在文本上的美学追求，是会给她的作者们带来荣誉感的。我想到的最典型也最八卦的例子，是张鸣教授在文章中提供的。他说他在求学时代，室友心心念念的是要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文章，而他念兹在兹的却是在《读书》杂志上发文章，只是老也发不成，让他十分郁闷。想想《中国社会科学》今天的学术地位，在那上面发一篇文章，在今天的体制内就是难能可贵、可喜可贺之事，可是在当年张教授眼中，和《读书》相比居然何足道哉！《读书》能被学人如此心仪，它在文本上的美学追求、沈公“不文不发”的提倡之功，诚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