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楠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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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孜以求的进“菌”者
——记全国先进工作者杨祝良

 

杨祝良在野外拍摄蘑菇生长。

■本报记者 张楠

有种调侃说,每个云南人都是游戏《超级玛丽》中马里奥,视蘑菇如命,即使中毒也舍不得放下手中的筷子。

为此,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东亚植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杨祝良,提出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和脚上穿鞋的野生菌不要吃”的通俗口诀,并于2016年编写《云南常见毒菌(毒蘑菇)》宣传画,与同行联合出版《毒蘑菇识别与中毒防治》。经连续数年的科普宣传,云南因误食毒蘑菇中毒及死亡人数均逐年下降。

因长期致力于高等真菌多样性及资源利用研究,杨祝良被称为“蘑菇先生”。他在创建世界牛肝菌科和鹅膏科新的分类系统、中国高等真菌分布格局成因理论的同时,也在成果落地、推广上花了很多功夫,推动着我国真菌研究和食用菌产业快速发展。2020年度,杨祝良被评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缘起鹅膏菌

在蘑菇中毒死亡事件中,90%以上是由毒鹅膏菌引起的。

“鹅膏科可食和有毒物种并存,易于混淆,致人死亡率高达九成。像灰花纹鹅膏,一个中等大小、重约10克的新鲜个体就可导致一成人死亡。”然而,杨祝良告诉《中国科学报》,“国内鹅膏种类丰富,其中哪些种无毒哪些种有毒,我们在开展研究之前并不十分清楚,这与欧洲毒蘑菇已了如指掌形成了鲜明对比。”

1993年~1997年,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开展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时,杨祝良获得了导师支持,开展中国鹅膏科真菌的研究,并在1995年专程回国,进行了系统、规模的采样,从此逐渐走进了野生菌的奇妙世界。

第一次进青藏高原科考,生长于云贵高原的杨祝良竟然在海拔3000多米处产生了高原反应,心率120次/分钟。然而,杨祝良并不打算就此退却:“要是不坚持住,以后永远也不能站上世界屋脊,这会成为我科研生涯中的短板。”

幸而一周后,杨祝良身体逐渐适应。在1998年的这次科考中,杨祝良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草甸发现了野生菌。“一般认为野生菌应该长在植被茂密的林下,可为何出现在植被稀疏的草甸中呢?这本身就是很好的科研题目。”

通过相关工作,杨祝良牵头完成的“重要野生蘑菇的系统亲缘、多样性与新资源研究”、作为第二完成人完成的“毒蘑菇识别与中毒防治”均获得重要科学奖项,2019年又获北美真菌学会唯一荣誉会员奖。

攻坚牛肝菌

开展牛肝菌研究也并非偶然。

“我的导师臧穆先生在1974年调到昆明工作时就发现,牛肝菌在我国云南分布广泛,种类繁多。我自己在研究鹅膏菌时,也积累了大量牛肝菌标本。2013—2017年,得到国家基金委国际合作重大项目的资助,利用更先进的研究手段,我们开始挑战牛肝菌科的许多未解难题。”杨祝良说。

过去,前辈们只能依赖形态特征来解释不同牛肝菌物种间的亲缘关系,真菌分类学鼻祖、瑞典生物学家弗里斯就曾说过,“对我来说,没有比牛肝菌更棘手的了”。如今,杨祝良及其学生利用分子手段对牛肝菌科真菌的演化进行深入研究,揭示了该科演化规律。

2014年和2016年,其团队在国际真菌学主流期刊《真菌多样性》上分别发表两篇论文,首次构建了世界牛肝菌科的分子系统发育框架,对中国的32属及100种进行精准界定,并纠正了一大批混乱的分类。这两篇论文被国际同行评价为“里程碑式的工作”。

杨祝良团队8名博士研究生也在牛肝菌科不同属各个方向的科学研究中得到锤炼。

其中吴刚在杨祝良指导下,在5年时间内完成了面向整个牛肝菌科的系统发育等研究,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可,如今他已成长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十余年间,杨祝良团队构建了全球牛肝菌科高级阶元的分类系统框架,揭示了中国牛肝菌科真菌的基本特征和属种多样性。他与合作者发表了16个新属和95个新种,分别占全球同期新属和新种的47%和40%左右,领跑了全球牛肝菌科的系统分类研究。

“要做得高明”

牛肝菌科和鹅膏科真菌都是具重要经济价值的菌类。

杨祝良犹记得上世纪末他刚回国时,研究室的一位老先生就说过:不要只做基础研究,云南生物资源丰富,特别是蘑菇这种应用性强的研究,一定要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起来。

杨祝良1963年出生于云南省曲靖市,自厦门大学本科毕业后,学习工作的重心就回到了云南,自然希望能为故乡发展做出更有实效的工作。

“我们用真菌学的基础理论来指导解决生产实际中的科学问题,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完善理论,一定要做得高明——要能够帮助、指导农民兄弟切实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提升食用菌栽培水平。”杨祝良说。

通过十余年的不懈研究,杨祝良团队选育获得20余个羊肚菌高产核心种质,研发了菌株退化检测的关键技术,解决了羊肚菌人工栽培产量不稳定的瓶颈问题,使出菇率提高20%~30%、种植周期缩短约50%,提出“春播夏收”“夏播秋收”“秋播冬收”等种植新模式,实现了羊肚菌大田四季高效的标准化种植。

前些年,他们在云南省深度贫困的贡山县,利用该种植模式指导独龙族、怒族40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1170亩羊肚菌,实现产业脱贫致富目标。迄今,该种植模式已在全国累计示范栽培16800余亩,帮助企业和农户增收1.5亿余元。

“对于团队来说,论文多少固然重要,但把自己掌握的知识或是研究成果转变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点动力,就更有意义了。”杨祝良说。

《中国科学报》 (2021-01-07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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