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士（1936-2011）

流体力学、爆炸力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长沙人。1958年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员等职。1990年任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以及核武器爆轰理论、爆炸力学的试验结果分析工作。参与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内爆过程首次计算和原子弹中与中子源有关的流体力学过程的研究。在型号研究中，认真贯彻理论与实验紧密结合的方针，解决了大量关键技术，为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和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著有《理论爆轰物理》（合作）等书，撰有《定常爆轰数值模拟中人为黏性与人为反应的选取》《爆轰中侧向膨胀和人为黏性反应》等论文和研究报告。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2次、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及国家发明奖三等奖各1次。获2002年度光华工程科技奖。

▲1963年1月21日致曾锦光信

▲1963年9月22日初到青海致曾锦光信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六号的北京第九研究所老照片

▲朱建士年轻时工作照

▲1962年10月朱建士在南昌革命烈士纪念堂

▲朱建士于1963年1月21日致曾锦光信封面

这是1958年9月至1964年2月之间的20余封书信，一页页地翻看，朱建士院士的笔迹伴随着岁月的痕迹，一段段不为人知的往事徐徐铺开……

■魏玉欣

2017年加入朱建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之初，困惑我的是：朱建士院士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何会有如此魅力——在他去世若干年后，仍有组织（中国科协）为探究他的学术成长历程而专门组建一支队伍？作为从未参加过“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以下简称采集工程）的“门外汉”，第一次采集的对象就是这样一位从未谋面、也永远无法谋面的院士，诸多疑惑盘旋脑海。

第一次关注到朱建士，是我2012年刚刚毕业来到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简称九所）工作时，在所内部网站论坛上看到一个专版——“沉痛悼念朱建士院士”，他的同事、学生发表了很多纪念他的文章，关于他的生平、老照片、与他交往的点滴，追悼会、骨灰安放仪式等记录，在每一个帖子中自然流淌着……此后，每一年他的生日和忌日，诸多对他的思念都会以跟帖的方式再次表露出来。

加入采集小组后的两年间，面对朱建士已去世多年、留存资料甚少的局面，在采集小组逐一走访、抽丝剥茧的过程中，他的形象在我心中渐渐树立起来。被访者对他的赞美与肯定，让我更加迫切地想去了解他的成长历程和精神世界。虽然从未谋面，但却似曾相识。

缺少朱建士的手稿，一直是个遗憾。在采集工作启动后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我们搜寻的足迹遍布北京、四川、湖南等地，他曾经的办公室、他的家中……在他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材料中，只有几本写了寥寥几行的工作笔记。

在走访他的家人、中学同学、学生、同事的过程中，每次我们都会在访谈提纲的最后加上一句：能否提供一些和朱建士院士有关的手稿等资料？然而，大家的一致反馈是没有。是他真的惜字如金，还是他的工作使他养成了不随意记录的习惯？

正苦于山穷水尽之时，朱建士的夫人张阿姨提供了一条线索：曾锦光是朱建士一生的好友，或许曾先生那里会留有朱院士的手迹。

曾锦光与朱建士亲密到什么程度呢？他俩是大学同班同学（1954级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共分为九个班），还是同宿舍舍友。大学期间，曾锦光、朱建士和另一位叫沈立的同学形影不离，共同洗了四年冷水澡，被大家称为“异姓三兄弟”。大学三年级专业分班时，没有人选择力学专业，他们仨共同选择了力学。“文革”中，沈立在北大汉中分校不幸离世，曾锦光和朱建士也失去了联系。上世纪80年代，他们俩在成都地质学院重逢时，曾锦光把夫人请出卧室，他与朱建士同床而卧、抵足而眠交谈数个通宵。

翻开朱建士留下的通讯录，我们在第一页就找到了已从宁波大学退休的曾锦光教授家里的电话。拨通电话，向对方说明我们的访谈意向，曾先生说他目前身体不便，双腿已瘫痪。在我们一再请求下，他答应接受上门采访。我们顺便提了一句：能否提供一些与朱院士相关的照片和资料？曾先生表示，他们曾通信多年，还留有一些书信，但需要找一下。于是，宁波之行正式启动。

愉快的访谈结束后，曾先生拿出了珍藏近60年的朱建士写给他的书信，并允许我们将这些信带回北京进行数字化处理。

为了确保这些珍贵手稿的安全，在将其数字化之后，我们请专人专程赴宁波，将信件送还曾先生。他被我们的诚意所打动，爽快地委托我们将所有信件的原件捐赠给采集工程馆藏基地。

朱建士这些弥足珍贵的手稿极具历史价值和展示价值，为我们后期研究报告的撰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在阅读这些信件时，更是感慨良多——这是1958年9月至1964年2月之间的二十余封书信，一页页地翻看，朱建士院士的笔迹伴随着岁月的痕迹，一段段不为人知的往事徐徐铺开……

恪守保密规定

在与曾锦光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从朱建士大学毕业后到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报到、分配到具体单位、“九次计算”攻坚，到从北京转战青海的“596”会战期间，他们之间的通信从未间断。然而，在曾锦光提供数以万计文字的信件中，朱建士从未提到过任何关于工作地址、工作内容、工作安排等“敏感”信息。更多的是描述当年报到前的忐忑、入所后的学习状态、工作以外的休闲活动、生活的琐事等情况，以及和老友情感的交流、初入单位遇到困难的相互鼓励，也包括对曾锦光初次参加工作时感到困惑的开导。

朱建士在信中反复说自己报到之后就只在看书学习，经过采集小组的分析，这里所指的“看书学习”应该就是对现在常提到的中国核武器研究起家“三本书”（即《辐射流体力学》《爆轰理论》《中子输运方程》）的研读。然而，他却从未提及过书的名称和内容。透过质朴的文字，能够感受到的只有鸿雁传书年代朋友之间的真挚情感。

从其他资料中，我们曾经读到过那个年代的保密教育、保密宣誓，读到过王淦昌以身许国，为了保密连名字都改作了“王京”，夫人只知道他去了“信箱”里工作；邓稼先换了工作之后，连夫人问起也不曾透露一个字。但对于普通工作人员是如何保守秘密的，我们却知之甚少，也缺乏实证。可是，当我读到朱建士这些信件时，一个鲜活的普通保密工作者的形象在字里行间呼之欲出，让我对每一个从事这项事业的工作者的保密意识有了切身感受，同时，也对他们日常的保密行为肃然起敬。

我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当年，通信几乎是不同地域人与人之间唯一的交流手段，在多年交流中，朱建士能够始终如一地严格遵循着职业操守，这是何等令人敬佩。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交流方式和手段之丰富和便捷早已今非昔比，在保密这个重中之重的命题面前，我们又该如何去做？

“安下心，好好钻研”

朱建士是1958年夏天从北京大学流体力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二机部的，同年10月，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以下简称九所）选址在花园路，办公楼还没有建成，第一批毕业大学生已分配至九所。当时，苏联专家尚未抵达，大家对于原子弹是什么样、该从何入手等问题，一片茫然。朱建士等大学毕业生每天能做的就是“看书”。

很多从高校毕业后直接来到研究所参加任务的科研人员，都会面临研究方向的转变或者研究内容陌生的现状，进而产生无从下手、虚度时间，甚至“白吃饭”的无助感。

朱建士在信中和曾锦光交流到达工作岗位的“入门”感受：首先是遇到新问题就要努力学、虚心学，钻进去，克服困难。

“不能在门口徘徊，安下心，好好钻研。研究内容定了，既然是‘外行’就得学习，而学习不是白吃饭，有时比一些工作更花力气，要想成为像样的研究人员，困难有不少，花更多时间加加班、开开夜车，这些倒是一个好的锻炼。只有在落后要赶上别人、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才能考验一个人克服困难的精神。”

这是1959年4月26日朱建士致曾锦光信中的一段话。

看似平淡的文字，轻描淡写的描述。可我们都知道，我国核武器研制的起步是何其艰辛——没有方向，没有方法，甚至基础概念都不清晰。就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面对如此的困难，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而言，个中艰辛可想而知，岂是一句“安下心，好好钻研”就可以一笔带过的？

自1958年10月到九所报到后，为了早日建成九所，朱建士等人经常要到花园路工地参加基建劳动。即使白天已经参加了8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晚上还要坚持在办公室里读书。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按照苏联专家列出的众多书目集体学习，因为大家都不懂，就将书分成几个部分，看完后第二天再互相学习，大家边讲边学。从1958年到1960年，在邓稼先的带领下，朱建士等人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理论准备工作。

“下决心当个内行，努力钻下去”

作为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毕业生，朱建士和曾锦光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都或多或少地面临“转行”这个问题。

朱建士对曾锦光提到“力学工作者缺乏，派作他用对国家不利”的观点，他在信中说：

“接触好多人后发现各行各业，其中都有不少改行的。大家都说自己的专业人少，并常拿出同学来信说明，可见各行的人都少，一些改行是难免的。但若组织上让我们做哪一些工作，就下决心当个内行，努力钻下去，争取早日能独立工作，这样，要做的事就更多了，要看的书也更多，更不熟悉，更要大干一番，这哪里是吃白饭、空虚无聊呢？”

“我们没有什么道路的不同，都在为社会主义服务，只是具体工作不同。命运没有捉弄你，只是给你一个考验，我们刚出校门，要到生活中磨练一番，经过几番风雨，才能成长。老兄，振作起来，拿出干劲、钻劲，下番功夫，好好学习，虚心向别人请教，当几年‘多嘴的木偶’就会熟悉业务的。”

朱建士这种接受组织安排、按部就班、踏实工作的风格，一直贯穿了他整个学术成长历程。他是作为理论部派往青海“理论联系试验小组”第一批从北京出发的成员之一，对此他只是在信中这样提到：

“我是第一次来西北，但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惯，地处高原，初来有点喘。天冷一些，可以说没有夏天，但组织上照顾，发了大衣。室外走走并不显得太冷，就是不能呆得太久。就是吃饭老是吃不下，每天一斤（食物）要花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吃下去，不吃又怕身体受不了。真想不到吃饭现在倒成了一桩难事了。”

朱建士从流体力学转入核武器理论设计，赴青海理论联系试验小组开展工作，后来参与多次核试验，在核武器初级设计的各个阶段呕心沥血，长期奔波，又先后担任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主任、中物院研究生部主任……他多次转行，对组织安排的每一项工作都尽心尽力，不曾有过半句怨言。

“真正了解敢想敢干和实事求是的结合”

实际上，朱建士到九所开始工作时，要学的新内容还真不少。在1959年8月29日写给曾锦光的信中，他说：

“这几年开始是大胆敢干，但也不会干到碰了钉子还不回头。组织上教育并总结经验，再从自己经验中教育自己，提高思想，真正了解敢想敢干和实事求是的结合。扎实一点工作，积累重要知识，不可能一下就学到很多东西，必须要日积月累、长期艰苦奋斗来得到真正的知识。”

“科学高峰不是不可攀，而是要付出巨大劳动，认为自己就不行、一定比谁差是不对的，但要想不花力气就能得到知识也是不对的。组织上分配什么工作，就要下决心成为这方面的专家，需要什么就努力学什么，不能身在此地，心在他方，那样将一事无成。我想只要你能不晃了，一心钻进去，是可以很快取得成绩的，大学学的即使全部用不上，但培养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工作能力等是最宝贵的，现在深感缺少的倒不是少看了几本书，而是处理问题的能力。”

这或许就是朱建士“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工作方法形成的基础，也是核武器理论设计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在工作中提出设想，反复论证，再到试验中去验证。在他的学术人生中，他始终强调的是工作能力、思考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也是他成为导师后对学生反复强调的基本要求。

工作的压力与繁忙

在朱建士写给曾锦光的信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字句：

“收到你的信很久了，一直没有回信，真对不起。今天是五一节，北京不游行，有空就可写信。”

“这次春节期间，组织上说最好不回家。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回家现在没法知道。”

“好久没有写信给你了，不知道近况怎样……好久没有到学校（指北京大学）去了，情况也不知道。”

“我原打算春节能回家，不过工作不一定能行。”

“几个月没通信，也想念你！我这里很好，工作忙起来了……学校很久没去了。”

“好久没有通信了，你近况如何？”

“8月来信已经收到了，离开北京快半年了，一直没有给你写信。”

“最近到北京出差，出去晃了两个多月，才回来看到你的信。”

……

将这些描述对应到1958年至1964年的历史背景中，我们不难发现，那一批科研人员有多少个春节放弃了回家、有多少个夜晚忙于工作，他们无暇照看家人，无暇顾及自己，更无暇撰写书信。五六年间的这20余封信，每封都是短短几段，仅限于告知主要信息，当时的科研、生产压力由此可见一斑。

那时的“年”与“节”

在朱建士的信件中，时代的烙印掩映在平实的语句之间。

科研任务紧张时，科研人员春节假期被要求尽量不要回老家，不过，留在北京过年也能过得“多姿多彩”：除夕大家会餐，一起包饺子，机关会连续三天供应多种饭菜；为了让大家观看京剧演出，单位很早就组织人员轮流到剧场排队，排了三四天，大家终于得以集体观看到杜近芳、李少春等名角出演的《满江红》……三年困难时期，新年过得艰苦一点，饭菜种类十分有限，朱建士则会安慰自己，比比过去，这一点困难算不了什么。

在信中我们还看到，充实的工作以外也有些缓解情绪的乐事。五一节、国庆节期间，北京会有不少游园会，晚上天安门还会有联欢，朱建士有时会和同事们去参加，或者去工人体育馆观看世界乒乓球赛。比赛期间，同事之间见面就谈乒乓球……

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页的信笺，悉心整理难得的手稿，静心品味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事，让我渐渐地觉得，朱建士先生离我们很远，又似乎很近。

（作者单位：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