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烨瑶参加“深海勇士”号海试。

■本报见习记者 刘如楠

打开刘烨瑶的手机相册，拍照地点大多分布在那些人迹罕至的海洋上。要是再计算一下他当时的海拔，或许是-50米、-300米、-7000米，今后还可能是-11000米，在陆地上，这个数字是珠穆朗玛峰再叠一座西岳华山的高度。

他是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是第一批搭乘“蛟龙”号下海的试航员，也是我国第二台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的主任设计师，承担多种声学设备的国产化研制和船载水声通信系统研制的设计工作。

刘烨瑶日前被评为中国科学院2019年度“青年学习标兵”。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他正在进行万米载人潜水器的设备调试。

从无到有、从集成到自主

对于载人潜水器来说，它能否及时稳定地向母船汇报状态、获取指示是至关重要的，而海水中的通信离不开声学系统。“如果把载人潜水器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声学系统就是这个人的眼睛、耳朵和嘴巴。”刘烨瑶说。

当时国外主流技术是模拟通信，需要下潜人员查看相关参数，用语音向母船汇报，信息的准确度、完整度、效率等都很难保证。在刘烨瑶和同事们的努力下，“高速数字水上通信系统”研制成功，“蛟龙”号是全球首台应用这一通信系统作业的载人潜水器。

该系统可将生命支持、电池状态、速度位置、地形地貌等关键数据转化成数字信号，定时传输回母船，还可以传输水下拍摄的照片。“这样，下潜的驾驶员和科学家就不必时时进行口头汇报，可将精力都花在海底观测、采样等工作中。”刘烨瑶说。

“蛟龙”号进行通信系统研制时，由于国外的技术封锁，相关工作基础欠缺，他们只能在一次次海试过程中不断摸索经验。

刘烨瑶至今仍清楚地记得2009年第一次在南海海试的场景。“蛟龙”号与母船间的水声通信总是不能建立，无法通信就不能下潜，不足10米的潜水器像一只小船，不得不在海面上漂着。密闭的环境使温度、湿度都很高，处在这种晃动的“桑拿房”中，团队成员们的衣服很快就湿透了，脑袋也变得很晕。在这样的环境下，整个团队不分昼夜调试了一个星期。

“在实验室研制时，我们认为声波在潜水器和母船间是垂直传播的，可调试时才发现，潜水器在海面时是水平传播的。”刘烨瑶介绍，另一方面，真正下潜时，波浪、渔船、浅海鱼类，甚至母船航行等的干扰作用很强。各种原因交织，导致水声通信无法成功建立。

等到“深海勇士”号海试时，由于有了前期技术、操作经验的积累，下潜很顺利。“我们在40多天中下潜了20多次，效率非常高。只要天气允许，潜水器的状态又比较好，就会安排下潜。海试时间从‘蛟龙’号的4年缩短到了两个月，下潜的效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刘烨瑶告诉《中国科学报》。

从“蛟龙”号到“深海勇士”号，提高的不仅是研制效率，还有自主化水平——“深海勇士”号的国产化率达到了95%左右。

“对国家来说，这是载人潜水器从无到有、从集成研制到自主研制的过程；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人生目标逐渐清晰的过程。时间越长，感情越深，国家的事也成了自己的事。”刘烨瑶说。

漂洋过海的好消息

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事”后，工作与生活的界限也就模糊起来。有时正与家人吃着饭，出差的通知就来了，有时计划好了带女儿出去玩，却因为出海行程变化而一拖再拖。

甚至7年多前父女俩的第一次见面，这位新手爸爸也爽了约。当时正是“蛟龙”号7000米海试时期，他置身于漫无边际的太平洋上，当时的条件不可能每天跟家里通电话，而海上网络信号又差，邮件无法及时收到。

直到海试完成，途中进行补给并准备返航时，一封来自朋友的邮件让刘烨瑶兴奋不已，“恭喜你当爸爸了，母女平安。”再看时间，已经是几天前发送的，他赶紧拨通了家人的电话。

刘烨瑶说，当时团队做完7000米的试验，非常成功，又得知了这个信息，“我很高兴，确实很高兴”。

他的另一个“高光时刻”是“蛟龙”号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时，作为核心成员之一，他被邀请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大会。

然而，大多数时候，刘烨瑶和团队成员要顶着烈日，在租来的小渔船上吃面条，要在湿热、狭小的潜水器中反复调试设备。他总结说，“工作要一步一步干，经验要一点一点积累，基础的科研都是些平常、琐碎的小事，不能总想着光鲜亮丽”。

在他的同事、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助理工程师廖佳伟看来，有了任务和责任，刘烨瑶会最先冲上去。“去年海试，即便不需要轮岗，他也坚持陪着我和另一位同事，他总是这样全程亲力亲为。”

刘烨瑶说，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有几十年知识、技术、经验的积累，有很多前辈给像自己一样的青年人打下了基础。有了这些基础，团队才能做出载人深潜的成就。这是非常幸运和难得的，所以必须负责任、必须尽力做好。

“他常告诉我们，‘要保证自己的工作一定没有差错，自己的岗位一定要让别人放心’，这是他的习惯，也是对我们的激励。”廖佳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