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录》，周作人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

我们今天能读到这部著作，应该感念曹聚仁先生的慧眼和苦功。周作人曾与曹聚仁通信三百多封。

1960年，香港报人曹聚仁向周作人约稿，劝他写部自叙传。

1970年，《知堂回想录》正式出版发行，曹聚仁也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他曾说，对这本书的出版，他不想居功，但出了问题也不辞责，目的仅在于“对百年后史家交代了一件大事”。

■韩连庆

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于1970年5月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首次出版，距今正好半个世纪。最近这部著作又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繁体竖排修订版，封面依旧采用当年“三育”版的封面，也算是对这部作品最好的纪念。

1960年，香港报人曹聚仁向周作人约稿，劝他写部自叙传。经过几天考虑，周作人答应写若干节“药堂谈往”，用他的说法，也就是一种感旧录。当时香港的《新晚报》承诺发表，并预支了稿费。到1962年年底，周作人已经完成了38万字的书稿，但依然未见发表。这期间他一度打算放弃，后经曹聚仁多次相劝，才没有中断。

《知堂回想录》最后一篇“后序”完成于1966年1月3日。次年5月6日，周作人去世。这本书成了周作人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同时也是篇幅最大的一本书。

1964年8月，《知堂回想录》开始在《新晚报》连载，但是只连载了40多天就被迫中止。1966年，曹聚仁又张罗在《海光文艺》月刊上连载书稿中的“北大感旧录”的部分，三育公司也着手排版制版，准备出书。但是到1967年年初，《海光文艺》停刊，而三育公司由于经营困难，也无力出版该书。

曹聚仁为了当初的承诺，继续筹划如何出版周作人的这部遗稿。他当时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对于故友的遗著以及现代文献之保存，不敢放弃责任。”但是他又不想把这件事公开，以免被人利用，而是“为了国家体面”，只想把这事处理得好一点。

经多方周旋，新加坡的《南洋商报》从1968年9月23日开始连载《知堂回想录》，前后用了十个月，所得稿酬用于三育公司的出版费用。

1970年，《知堂回想录》正式出版发行，曹聚仁也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他曾说，对这本书的出版，他不想居功，但出了问题也不辞责，目的仅在于“对百年后史家交代了一件大事”。

我们今天能读到这部著作，应该感念曹聚仁先生的慧眼和苦功。周作人曾与曹聚仁通信三百多封，加上曹聚仁的回信，如果能够出版，应该是另一份珍贵的记录。

周作人在书中第178节“从不说话到说话”中说，“古来许多名人都曾写过那些名称忏悔录、自叙传或是回忆的文章，里面多是虚饰混杂，例如卢梭、托尔斯泰、歌德都是如此。那是艺术作品，所以它的价值并不全在事情的真实方面，因为读者并不是当历史去看，只把它当作著者以自己生活为材料的抒情散文去读，这也是很有意味的。”

而他写这部回忆录，“也同从前写《鲁迅的故家》一个样子，只就事实来作报道，没有加入丝毫的虚构，除了因年代久远而生的遗忘和脱漏，那是不能免的，若是添加润色则是绝对没有的事。”所以，他的写作原则是不粉饰，但有选择，“凡是私人关系的事都没有记”。

我读回忆录或者传记一向是抱着读小说的心态来读。著名的西部片《双虎屠龙》中有句很有名的台词“When the legend becomes fact, print the legend”。这句话有的版本翻译成“当传奇成为事实，传奇自然流传”，有的版本还翻译成“当传说变成现实，现实也会铸就传说”。换句话说，大家更喜欢传奇而不是事实。

我们都知道名人轶事多数是假的，但这些假的比真的更能刻画人物的性格，你要是非得追究这些轶事的真假，反而显得过于学究气了。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哲学家拉康会说“真相具有虚构的结构”。

近年来我喜欢上了知堂的文字，尽力收集他的作品和研究著作。此前国内系统出版过《周作人自编集》《周作人散文全集》和《周作人译文全集》。周作人去世已经50多年，他的著作也进入了公版，这几年许多出版社又出版了大量版本，有的粗制滥造，配不上知堂的文字。

而岳麓书社出版的“周作人作品集”四十种比较有特色，书名集周作人的字而成，扉页影印了民国原版的封面，装帧采用裸脊锁线，可以平摊阅读。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也打算重印周作人的著作，以这部《知堂回想录》起始。尽管有了多个版本，我还是又买了一本，只想满足阅读繁体竖排的周作人文字的心愿。

《周作人自编集》的校订者止庵曾说，日本的出版社在作家的作品进入公版之前，都会集中出版一次，最后支付作家后人一笔稿费，这样做比较厚道，而国内的许多出版社却坐等作品进入公版。

据牛津版《知堂回想录》中说，这部著作虽然已有多个版本，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接近著者的本意”，而牛津版这次订正了以前版本的800余处错误。让人奇怪的是，我们这么多大学有中文系，中文系里有那么多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为什么没人出来整理周作人的著作？可能因为这都不算“学术成果”吧。

现在研究周作人的成果不少，可据我这个外行看来，大多数的研究都属于“外围研究”，传记类的、研究各种关系的成果很多，深入研究的较少。

牛津版的校订者五度在“校勘记”中说，“知堂的出版以及研究，都还在初级的阶段，眼下似乎也没有振兴的迹象。但我们应该把眼光放远，相信将来会有人研究，会有更多的人阅读。”

对此，我也深有同感。比如周作人为中国文化“把脉”，认为中国文化总体上是健康的，他把汉代的王充、明朝的李贽和清朝的俞正燮视为中国思想界的三盏“明灯”，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但对这些问题，现在依然没有深入的研究和应有的重视。